神经症第八章疑病神经症
·概念
连续统：从过分关心健康、担心得病，到坚信得了某种疾病(疑病性超价观念)乃至疑病妄想
疑病的原发和继发——如何看待人格及心理社会因素的作用
·心理社会因素
个人的疑痛倾向
社会对病人的影响
·临床表现：感觉-观念；癔病与疑病
对健康的过分担心
对身体的过分注意和感觉过敏
疑病性超价观念
·诊断和鉴别诊断
特征：更关心症状的真实性、病理性质、病因，而不是病痛与处理(理智化)
神经衰弱、焦虑症、抑郁症伴发的疑病症状；疑病症伴发的情绪紊乱
疑病与癔病
精神病性障碍中的疑病症状
与躯体疾病及脑器质性疾病的关系
畸形恐惧症——疑病性超价观念
·治疗
第一节概念疑病症是源出希腊语hypochondria的汉译。原文的本义是上腹两侧“肋缘下部”的意思。像歇斯底里以及其他古老的医学名词一样，现代关于疑病症的概念已经与原文的本义没有什么关系了。
S．Cobb()认为，疑病症是一种烦恼和抑郁的状态，此时病人自认患有某种内脏疾病。R．D．Gillespie(转引自F．Brown，)却强调疑病症没有焦虑和抑郁，而是一种坚信不疑的情感状态。这种分歧的根源在于，疑病症并不是一个单一的症状，而是一系列症状构成的症状谱。在谱的一端是过分关心健康，总是担心害怕得了某种疾病，而谱的另一极端是坚信自己已经患了某种疾病。F．E．Kenyon()主张把疑病症看做一个连续统，最轻的只是对正常身体感觉的过分觉察和注意，其次是轻微的担心害怕患病，严重一些的是惶惶不安地对病十分害怕，更严重的是关于患病的超价观念，极端的形式是以患病为内容的妄想。
其实，说疑病症是一个症状谱或连续统，仍不全面。疑病症是一种多维的精神病理结构，可以而且应该用多个参量进行描述。
可见，同属疑病症，表现可以大不相同。这么多的不同精神病理现象，其所以有一个共同的名称，是由于它们都有这样一个共同点：病人的注意对象或思想内容经常过分地集中于自己的身体健康，并且对身体健康估计之坏或疑虑之甚，跟他们身体的实际情况和文化常模不相称。
疑病症可以见之于多种不同的精神科临床实体。为了讨论的方便，最好把疑病症大体分为两类。一类是继发性疑病症，即疑病症继发于其他病，如脑和躯体的各种器质性疾病、药物或酒依赖、精神分裂症、内源性抑郁症等。显然，疑病症只是这些病的临床表现之一，并且也不是这些病所必有的症状；另一类是原发性疑病症，这包括以疑病症为主要甚至唯一表现的各种精神障碍，主要有疑病神经症和疑病性人格障碍。严格地说，疑病症的分类学问题并没有解决。上述分类充其量只是一种实用的提纲罢了。
I．Pilowsky()报告对例疑病症的分析。他认为其中81例是继发性的，66例是原发性的。他区分原发、继发的主要标准，是病人焦虑和抑郁的轻重，如果轻便是原发的，如果重便是继发的。
Kenyon()总结10年中全部门诊和住院病人，共有疑病症例。他开始时把全部病例分为两类：原发性疑病症例，继发性疑病症例。发病高峰男性为30～39岁，女性为40～49岁。后来分析发现，两类在大多数变量上是近似的，且两类的病程都同样变异很大。Kenyon的结论倾向于把所有疑病症都视为继发性的，实际上都是情感障碍综合征。
显然，分类不能摆脱人们理论观点的影响。一般的说，如果重视人格和心理社会因素对一部分病例的决定性作用，就会承认有原发性疑病症，否则就倾向于把各种疑病症都视为继发性的。
什么因素决定一个人把身体的日常感觉和不适感用患病的措词表达出来?据R.Mayou()分析，有下述两方面的因素：
(1)素因：人格结构，既往关于自己和别人患病的经验，注意或忽视有关健康的知识，患病行为的模式，社会文化背景等。
(2)诱因：精神科病，身体病，周围人患病，人们谈论有关疾病的事，医生的影响，精神生活中的困难等。
这不是一种严密的理论，但这样的分析对临床医生是很有用的。
P．E．Sifneos()提出了一个关于疑病症的学说，即所谓情绪失读(alexithymia)的概念。正常人能把自己的情绪“读”出来，也就是用语言表达情绪。疑病症者没有这种能力，他们感受到了情绪的各种身体变化，却“读”不出它们的象征意义，因此，一旦发生持久的或强烈的情绪扰乱，他们便只能用患病的措词表达，这就是疑病性诉苦。通俗地说，疑病症者诉述他们有病，相当于一位正常人说感到委屈、不满或有满腔怒火和仇恨无处发泄等。可争议之点在于，究竟是病人“失读”，还是他们能“读”但压抑了自己和不让自己清楚地意识到而不自觉地换了一种表达方式。
无论如何，Sifneos的学说是一种生理心理层次的学说。巴甫洛夫学派完全可以给疑病症提供生理学的说明，这是另一个层次。我们还可以有心理层次的学说，举例说，疑病症是使人免于羞耻或内疚的一种自我辩护，便是不涉及生理层次的心理层次学说。此外，还可以有社会层次的学说。一个人一旦取得了病人角色，他就可以免除某些社会责任和义务，还可以享有某些特权。不妨想象，假如社会对病人一律忽视(原始人群大概如此)或给予惩罚，那么，疑病症也许不会发生；相反，倒是会有许多人否认、隐瞒疾病了。可见，疑病症是社会对病人加以重视和给予优待的产物。
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理论任务是双重的。不论是在生物学或心理学领域，还是社会科学领域，有关疑病症的问题还有很多不清楚的地方，这是一重任务。另一重任务是，把各个领域的科学研究成果联系起来，构筑一个多层次综合性的统一的学说。显然，人们在这两重任务的任何一方面的努力都会互相促进。
第二节心理社会因素美国费城动物园一位动物学家Fox曾经谈到，害怕将来的死亡对一个人有巨大的影响，动物不知道死亡将至，所以往往照样生活，直到临死当时为止。动物园里有一只猴子，头一天还不停地跳上跳下，看不出任何异常，第二天早晨死亡。解剖发现全身弥散性结核病变(引自Alvarez，W．C．，)。
K．B．Thomas()的调查发现，在全科医生诊所求治的大量病人中，40％没有任何躯体疾病的证据，而一次门诊后，这种病人的82％感觉好转。F．H．Lowy()也有类似的调查发现，据他估计，求治的病人中有30％～80％没有任何器质性病变。事实上，绝大多数人在一生之中总会有时短暂地对自己的身体健康发生疑虑或过分注意。当然，这并不都是疑病症。如果经过必要而可靠的检查和医生的解释保证，疑虑仍然不能打消，那就很可能是疑病症了。
一、个人的疑病倾向
E．Kahn()描述了一种类型的人格，他称为疑病性人格。他认为，这是人格基本类型之一衰弱型的一种变异，亦即笼统地被称为神经质(nervousconstitution)的一种典型代表。Kahn甚至主张，疑病症不是一种病，而是一种人格特性。K．Schneider()除人格的基本类型外，还描述了若干常见的临床变异，其中之一为疑病型人格，是衰弱型或不安全型的变异。K．Jaspers()在讨论人格的变异时，区别了生来就有且终生不变的生物学素质和人格建构(personality-formation)，后者是意识到了“我”的产物，是注意到自己的特点并力图把自己塑造成某种样式的结果，对此，Jaspers称为反思人格(reflectiveper—sonalkies)。他列举了三种反思人格：歇斯底里者、疑病者、不安全者(采用Schneider的描述)或敏感者(采用Kretsehmer的描述)。
在一个人思考的内容中，如果身体本身占据重要地位，那就是异常的。健康人顺便带着他的身体过日子，就好像没有它一样，完全不去注意它。许多病人的痛苦并非来自疾病而是反思的产物。也许，身体有些虚弱，生理功能不大稳定。再者，情绪总是伴随着典型的身体骚动。如果这两方面都不予考虑，我们还是有可能陷于身体痛苦之中，这是由于我们反复或不停地对自身进行自我考察，对健康和生命抱有忧虑和恐惧心理。这就足以使身体功能发生紊乱，引起疼痛和不适，造成失眠等。
在精神分析学派看来，病态人格总是过分使用了某一种或几种防御机制，只是不同学者对疑病者的说法不同而已。不同的说法有：隔离(isolation)、撤退(广义的撤退包括从面对现实退到对身体的沉思，以及退行到童年等)。精神分析学说本身不能对人格作出现象学的描述。
疑病者在下述某一个或几个方面表现很突出：
(1)信守养身之道。饮食有节，起居有时，不妄作劳，节制性欲，重视营养，崇尚各种民间健身方术和秘诀，爱吃补药，轻信秘方。
(2)过分注意来自内脏和肢体的各种感觉。常有异常感觉体验，也十分关心脸色、舌苔、脉搏、体重、大小便等。对改变生活方式以及大气变化十分敏感，容易“水土不服”。
(3)对医药知识特别感兴趣，容易受医生和医书的影响，听说或看见别人患病容易感到自己也有类似症状。患病时过分担心害怕，“痱子当做杨梅疮”。症状往往比同病者严重而持久。服药不是副作用大，就是容易产生耐药性，总之，治疗困难，疗效不佳。
(4)自认先天不足，后天失调，自幼体弱多病，却虚而不受补。这种信念根深蒂固。
(5)对生物性危险十分胆小害怕：怕蛇伤狗咬，怕水火无情，怕交通事故，怕黑暗，怕病人死人等，但对造谣诽谤、打击报复等社会性危险往往并不怎么害怕，甚至能泰然处之。
不少疑病者依赖性突出，对父母的依赖很容易转移到医生。易激惹、易紧张和易烦恼等气质特点也常见。一部分人确有体质上的弱点，如植物神经功能不稳定，容易伤风感冒等。还有些人固执己见，从不甘心失败，不肯认错服输，有野心但受着压抑而不外露。
疑病者中有相当可观的一部分人的父母之一有人格障碍(但不一定是疑病者)或神经症。父母对子女的健康过分担心焦急容易在子女身上种下疑病的种子。有些父母对子女很苛刻，但只要子女有病，就实行“特赦”，格外优待，这似乎是在把子女往疑病的道路上驱赶。
二、社会对病人的影响
50多年前，T．Parsons()就指出，患病(illness)不能单纯定义为生物学的异常，因为这里不可避免要涉及强有力的社会因素。患病改变着个人与社会的关系，这包括：①按病的性质和严重程度(由医生的诊断使之合法化)而豁免病人的一定社会责任；②社会公认，病人不能用他的意志直接使病康复；③在病人本人看来，患病对他不利，因而病人有康复的愿望；④病人有义务就医并且与医生合作。
一个人患病可以享受某种特权，这是一方面。同时，另一方面，如果所患的病并非无关紧要，他就必须接受医生的建议忍受患病以外的痛苦和难堪(例如，良药苦口、药的副作用、忍受手术之苦、挨饿、保持某种难堪的姿势等)，以利疾病的康复。这就引起各式各样的人际关系问题。而一个人对患病的感知、态度和行为反应便与复杂的人际关系纠缠在一起了。
D．Mechanic等()明确提出了患病行为(illnessbehav—ior)的概念。不同人患相同的疾病可以有不同的行为。我们也可以把患病行为定义为担任病人角色(sickrole)的倾向。D．Me—chanic等()发现，担任病人角色的倾向高的人，也就是对患病或健康威胁认知阈低的人。这种人在身体并没有什么危险的情况下容易求助于医生。他们比较了两组人，一组生活相对愉快而平静，另一组精神生活紧张，不愉快的事较多。结果发现，不论病人属于哪一组，也不论诊断是什么，担任病人角色倾向性高的人找医生的次数多。一个人如果突然遭受重大挫折，或生活中有重大不快，他就容易感到自己有病，倾向于担任病人角色和有患病行为。所谓病人角色，主要指社会公认患病应该享有的权利和应该执行的义务。
一个欧洲人和一个新几内亚人患肺炎，身体症状相同，但患病行为大不一样。可以说，患病行为是文化的函数。
在特定的文化背景下，我们的患病行为是从小由长辈(主要是父母)塑造出来的。患病行为的个人模式是人格的一种表现。
我们对自己健康和患病这件事的态度是可以差别很大的。有人很重视，有人却满不在乎。我们评定自己患病的尺度也可以不同，有人照镜子看外表，有人看化验报告，有人按主观痛苦的程度来判断，有人却按他还能否照常吃饭、干活来判断。有人说，得一场身体不痛苦而需要休养的病，真是一种福气。按这种说法，很多人是有福不会享的人。有人以轻病而躺下为可耻，也有人讥抱病工作者为极左。对付病痛的方式也是各有千秋。有人习惯于置之不理，有人总是认为一咬牙就过去了。有人虽然不懂医，家里的内服外用药以及各种敷料，比一个小医务所还齐全。有人认为，最好的办法是尽快去找医生，但不少人却偏好自作主张。是不是向人诉苦以得到同情、安慰和保证，这方面的差异在患病行为中显得特别突出。
A．R．Dewsbury()提出的声称有病的行为(diseaseclaimingbehavior)，描述了一部分人的情况。一旦自认有病，困难就转移了，甚至难题就解决了。倒霉的是医生，一切检查阴性，始终也弄不清楚是什么病。病人却不仅早已痊愈，连这次患病的事也许都已经忘记了。这既不是疑病症，也不是装病。
对健康和疾病的所谓解释模式，通俗地说，就是人们关于这类事的不同看法。半个世纪以前，湖南城乡居民普遍认为肚子里有蛔虫根本不是病。这里，是病不是病，就是要紧不要紧，需不需要治。年代初，很多家长和小学老师似乎希望他们淘气的孩子是病(儿童多动症)，因为有病就可以治，有病而管教不好，大人的良心也好受一些。这些都是不同的解释模式。
解释模式有两种，一种是纯粹个人的，个人专用的，另一种是社会的或群体的。
有的疑病观念简直可以理解为一种个人专用的解释模式。一位不得志的业余歌唱家(本职是工人)，在声乐专家指出他练唱方法不对且对嗓子有害以后，发展成了疑病症。他确信声带已经受伤，两侧不对称了，他唱的歌变得不好听了。好几位喉科医生检查一致认为他的声带没有病，两侧完全一样，但病人根本不接受解释，反复要求喉科医生为他诊断治疗，终于被转诊到了精神科。这位病人除了疑病观念以外，什么症状也没有，任何肉体痛苦也没有。他的痛苦是精神上的。我们有理由推断，如果这位歌唱家自认没有病，那么，唱歌达不到他所向往的成就，他就要感到丢脸或内疚。现在，他的声带有病了，他为自己唱不好歌找到了使自己免于耻疚的解释。
医生用他的解释模式力图说服病人并取代病人个人专用的解释模式，这并不是心理治疗的一般形式。这种做法往往是禁忌的，因为容易导致治疗关系的破裂。心理治疗的要点在于理解病人，他为何采取这种解释模式而不采取其他的解释模式?这种解释模式满足了病人一些什么需要?在理解的基础上，才谈得上如何帮助病人和推动病人以建设性的方式去满足他的需要的可能。
有关疾病的解释模式，流传最广泛而且影响最深远的，要算手淫、睡眠射精和所谓性交过多等有害身体的学说了。这种学说在19世纪的西方仍然为很多医生所信奉，我国就更不用说了。这方面的文献很丰富，只有专著才能作轮廓的介绍。遗憾的是，这种学说并没有什么根据。现代性学家都早已弃之如蔽履了。
第三节临床表现疑病神经症大体上可以分为三种症状：对健康的过虑，对身体的过分注意和感觉过敏，疑病观念(妄想除外)。这三者各有不同的表现，三者之间互相影响，可有各种不同的过渡和混合形式，构成疑病症丰富多彩的临床相。
疾病可以限制人的活动，造成生活不方便，妨碍工作学习和社交，还可能造成其他严重后果。如果病人仅仅限于对疾病后果的忧虑，那还不是疑病症性的。疑病症的特征在于病人纠缠于身体健康和疾病本身。病人并非不知道，对病过虑和着急害怕对健康不利，却苦于无法解脱。这种病人可以接受医生的解释，但照例打消了一个顾虑随即又产生另一个顾虑，或者，道理病人自称都明白，却控制不住自己，这跟其他神经症病人的心理冲突在形式上相同，只是内容各异罢了。
对身体的过分注意表现不一。有人经常注意心跳、数脉搏，有人则特别注意消化功能，如此等等。事情的另一面是，病人对外界的兴趣似乎被扼杀了。注意集中于来自内感受器和本体感受器的信息，与感觉过敏似乎是同一症状的两个侧面。当然，注意和过敏是互相加强的。要重视的是，机能性障碍并不都是疑病症性的。只有当机能性障碍和不适感和对健康的过虑或对身体的过分注意密切相联系，才是疑病症性的。暗示和自我暗示对疑病症的发展可以起显著作用，但暗示治疗照例没有显著或持久的疗效。可见，疑病症者与歇斯底里者不同，后者是一般的暗示性增高，前者只接受与病人疑病态度一致的暗示。任何不快情绪(除了强烈的愤怒和仇恨以外)都使人对疼痛的耐受性下降，这一点也不可忽视。
疑病观念者确信自己患有实际上并不存在的某种疾病，尽管理由不充分，但绝不是毫无根据，病人的推理也没有明显荒谬的地方。这种病人完全不接受医生的生物医学解释。一位病人确信患有心脏病，在一个月的医院，做心电图好几十次，医院一天之内连做三次心电图都完全正常，而心电图申请单出自同一内科医生之手。此时尚无所谓增收节支之说，可见，不是医生被病人缠得没办法，就是过于迁就病人。值得注意的是，病人有可能承认自己有疑心病，要求医生可怜他，再做一次某种特殊检查，打消他的疑心病。其实，这只是争取检查的手段，病人内心并非怀疑而是力图用客观检查证实他的信念。
神经衰弱的各种症状都可以见于疑病神经症。曾文星()认为，怕冷(frigophobia)是与我国文化有关的一种症状。作者看来，这通常是疑病症的一个表现，似乎多见于我国南方，北方罕见。以性功能为主诉的也有不少是疑病症。
疑病症病人的问题不限于上述症状。从社会和心理学的角度看来，主要问题甚至并不在这些症状上。若采用患病行为、病人角色这些概念来分析，便不难看出，病人有各式各样的行为和人际关系问题。他们到处求医求治，造成巨大的人力、物力资源的浪费。病人抱怨家属不体贴不照顾，要求家属为他的“病”作出更大的牺牲。即使发脾气，人们也应该容忍谅解，因为他有“病”。在工作中，病人容易与同事、领导以及人事福利部门发生纠纷。对医生不满更是常见，因为医生检查不出他的“病”，不为他做特殊检查，不给特殊的治疗，不按他的愿望开诊断书和休假证明。
病人的生活风格可以随着疑病症的发展而有相应的改变。极端的病人一切都服从于养病健身这一总的原则。如果病前无特殊人格障碍，那就是人格的疑病性发展。
多数疑病症是缓慢起病的。少数病人在重大生活事件(不一定与健康疾病有关)后亚急性起病。病程几乎都是持久的。
急性起病，有明显的身体健康问题作为诱因，病程不长(半年之内)以完全恢复告终，这种病例可称为疑病性反应或反应性疑病症。这种病人对病担心、着急、害怕等情绪十分明显。如果急起的疑病症这些情绪不明显，就有理由推断，病程很可能会是迁延的。急性状态的疑病症还有一个常见的特点，便是病人对自己的生理功能加以人为的干预，结果弄巧反拙，精神苦恼更甚。不想吃饭而勉强进食，似乎一顿饭少吃一些身体就会垮；一天未大便病人就蹲在厕所里一小时也不出来，大有非大便不可之势；整天数脉搏，愈紧张心率愈是降不下来；如此等等。
女病人急性起病或慢性病程中急性恶化者，往往哭闹不已，完全不可理喻。在药物或强有力的暗示和保证下，病人可以变得平静下来，但往往不持久。还有些急性起病的疑病症病例，恐惧情绪突出，有时疑病的思想内容具有强迫性，病人十分紧张痛苦。抗焦虑药可以减轻情绪的痛苦，但疑病症不会有明显改变。
第四节诊断和鉴别诊断疑病症病人对症状的真实性、病因和病理性质较之对病痛本身和治疗更为关心、更感兴趣，这是很有特征性的。有些病人和医生见面后谈话一口气达半小时之久，丝毫也不提及有关治疗的问题。医生必须从病人的谈吐中去辨认有无贯穿始终的疑病态度。
神经衰弱、焦虑神经症和抑郁性神经症都可以有疑病症状，诊断取决于临床相中以什么症状为主，但不能只限于一个横断面，较长时间的观察对确定神经症类型是必要的。
疑病症的诊断必须排除脑的器质性疾病。确有内脏肢体疾病的病人完全可以有疑病症，这就需要用精神症状学来判断。举例说，病人已确诊患有肺结核或慢性肝炎，只要具备典型的疑病综合征，完全可以诊断疑病神经症。
亚急性起病，无明显诱因，表现以疑病症为主的临床相但没有焦虑心情，经过几个月或半年多时间以完全缓解告终。既往没有疑病倾向，甚至身体有病时满不在乎。这很可能是一次抑郁症发作。应该深入了解病人的心情是否抑郁，也要详细调查既往有无类似的抑郁和躁狂发作的历史。
有歇斯底里发作史者有时出现疑病发作，症状单一而鲜明生动，病人绘声绘色，忧虑害怕之情令周围人怜悯，而发作有明显的诱因，最常见的是生活事件引起不快再加上医源性影响，有时症状出于模仿(“捡了别人的病”)。暗示治疗可以消除症状，至少，症状随着周围人的态度可发生迅速而明显的改变。
DSM-Ⅲ-R有一个诊断类别叫躯体化障碍，从它采用的ICD-9编码．81看来，指的大概是Briquet综合征。ICD-9把它归到“其他神经症性障碍”，提示了它的特殊性。美国精神病学界倾向于认为它与歇斯底里相近似。但是，病程一般是持续的和慢性的，病人以老病号自居，躯体症状多等，与疑病神经症也近似。作者有一位近亲，20岁左右起病，表现为典型的歇斯底里发作，间歇期无明显症状。头几年在外行人看来很像癫痫，后逐渐变为“慢性神经衰弱”，很少再有“癫痫”发作，实际上跟疑病神经症没有什么两样。她是一位中学教师，在四十余岁就提前退休了，今年57岁，已是老态龙钟，浑身都是病。这个病例使作者感到，歇斯底里与疑病神经症的混合形式是存在的。这也许就是Briquet综合征的性质一直意见分歧的原因所在。
继医院很常见。
Mayer-Gross等()谈到，肢体有些残疾的轻躁狂病人使医生十分为难，麻烦得要命，他们从一个诊室跑到另一个诊室，死气白赖地要求诊治他们的继发性疑病症。
精神分裂症早期病人疑病症不少见，但大多持续时间不长，疑病观念模糊，内容不固定且往往使人感到有些古怪，病人并不迫切求治，取了药照例不按医嘱服用，甚至根本不服用。随着疾病的发展，精神分裂症特征逐渐明显。
传染病后的虚弱状态可以出现显著的疑病倾向或疑病症。
高血压病久治不愈者常有疑病性自我考察。脑力效率下降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是疑病性的，在多大程度上是大脑供血不良所致，这是难以确定的。
一般的说，老年人容易对健康过虑，所以疑病症状常见，但总的说大多是继发性的。
癫痫病人有一部分发展成了严重的疑病症，表现相当特殊：病人每天写详细的日记，记发作，记服药情况，也记录有关医生的某些细节(如医生的衣着)。有一位病人用图表表示他多年来患病的经过，用了许多张坐标纸。许多病人不厌其烦地向医生报告他们的大便、脉搏、睡眠以及性交的次数等。
帕金森病病人可有疑病症。病人虽残，但其不屈不挠的精神令人惊异。残疾使病人的人格自我中心地收缩，情感变得粗而且淡，作风单调刻板。智力尽管没有明显缺损，但思想已经不丰富、不灵活了，重复，狭隘，在疑病性自我考察和自我分析里兜圈子。
所谓畸形恐惧症(dysmorphophobia)实际上并不是恐惧症，而是疑病症的特殊形式。病人有一种超价观念，其起源或核心是病人身上确实存在的某种轻度至中度的异常，但在病人心目中却成了十分严重的畸形，确信不移，解释无效。下面的病例就非常典型。
病人男性，23岁，初中毕业，技术员，未婚。自幼胆小怕事，做事犹豫不决，总怕做不好，好沉溺于脱离现实的胡思乱想，很少与人交往，总怕别人看不起他。初中毕业(15岁)那年开始失眠、头昏、注意不集中，记忆差、精力不足。从此停学，参加工作。18岁时曾看见一本书上有小头畸形和大脑发育不全一类的记载。从此，病人发现自己头顶骨有一凹陷(确实有，作者检查凹下约3mm，2mmX2cm大小，但颅骨照相内板完全正常，也没有任何其他异常发现)，遂自认有头部畸形和大脑发育不全。病人称，他仔细观察过很多剃光头的人，没有发现一个人的头骨有和他一样的凹陷。病人长期为自己的畸形而十分苦恼，写医院、医科大学和研究机构询问求治。病人经常用手指去摸头骨的凹陷处，自知没有意义，但常忍不住要去摸它一下。
显然，这是一个人格障碍的病例。
G．Hay()报告17例所谓畸形恐惧症，其中5例是精神分裂症，12例是人格障碍，以敏感的和不安全的为主。这12例并没有恐惧症，而是有身体畸形的超价观念，认为身体某一部分太大或太小，或有点歪斜等。
还有一种特殊的情况，显然不能诊断为精神分裂症或人格障碍，临床相以疑病内容的超价观念或妄想为唯一症状，症状可持续多年不变，一般言语行为无异常，日常生活和人际关系也不发生紊乱。对于可确定为妄想的病例，有人称为单症状性疑病性精神病(monosymptomatichypochondriacalpsychosis)。据A．Munro()，用派迷清(pimozide)治疗有效，日量2～8mg，个别病人超过8mg。共治7例，6例完全缓解。服药数星期可奏效。
如果不是妄想而是超价观念，则药物无效，只能视为人格的疑病性发展的一种特殊变异。
第五节治疗疑病神经症，一般的说，应采取积极的心理治疗措施。
这里先讨论一下医源性这个概念，因为我们可以从中汲取不少有益的经验教训。
医源性(Iatrogene)一语是德国精神病学家0．Bumke在年提出来的。前苏联精神病学家IO．B．Karma6nx(引自K．14．ILRRTOHOB，)曾称之为“负性心理治疗”，颇有教学意义。医生不恰当的言语、态度和行为对病人所起的不良心理影响，叫医源性影响。H．Higier在年所著《医源性疑病症》一书中描述了多种内容和形式的疑病症(引自F．Dunbar，)。．
作者在--年从精神科门诊病人中收集了48例典型的疑病神经症，其中9例是在医源性影响下起病的。这个比率相当可观，值得我们重视。医源性影响有以下几种：
(1)错误的诊断：一位从内地调到西藏去工作的干部，由于不适应高原的气候条件出现心跳加快、气短，医生误诊他有心脏病。从此病人对健康十分担心。后送回内地住院治疗，医生们认为病人心脏完全正常，但病人根本不信，“那是医生安慰我的”。长期休养，表现为典型的疑病神经症，症状很多。
(2)反复检查和长期未确诊：某病人曾一度血康瓦氏反应阳性，但后来重复多次均为阴性。医生为他做了许多检查，包括显然不必要的颅骨摄影。某医生一次听诊发现“期前收缩”，怀疑病人有梅毒性心脏病，后来重复检查心电图又否定了这个诊断。眼科医生怀疑病人有梅毒性陈旧性中心视网膜脉络膜炎，多次复诊诊断后始终带着一个疑问号。当一位神经科医生建议病人到精神科“再检查检查”时，病人的疑病性诉述已经遍及全身各处了。
(3)错误的治疗：一位病人被当做风湿性关节炎治疗达两年之久，越治越厉害。最后，医生说，不是风湿性关节炎，可能是神经衰弱。遂转至精神科。病人诉述他有很多水杨酸钠、辛可芬等药物引起的副作用，其实是疑病神经症的表现。
(4)其他：某病人害怕手术，医生不但不给予任何解释，反而勉强病人接受手术，恐吓病人说如果不做手术就会死。术后出现疑病症，迁延不愈。某些江湖医生用错误的观点吓唬病人，把手淫、遗精的危害肆意渲染，造成很坏的医源性影响。造成医源性影响很容易，而要消除它却十分困难，这一点我们必须记住。
疑病神经症的药物治疗必须审慎。如果有明显的焦虑或抑郁，可以试用抗焦虑药或抗抑郁药。除此以外，最好不用药。药物的可能害处有三：①强化病人的疑病心理；②可能的副作用使病情复杂化；③药物依赖。
据Nemiah()，精神动力学对疑病症的解释不外下述两者之一：①疑病症是性的、攻击的等内驱力不正常的发泄途径；②疑病症是一种自我防御，用以对抗内疚或自我贬低。即使不同意精神分析的基本理论假设，这种解释方式仍然有可能被许多心理治疗者所接受而以各种变通的方式加以运用。
当一个人对生活中的失败很难免于羞耻或内疚的痛苦时，疑病症是可能的救星。因此，疑病者有必要重新学会一种使自我不致感到可耻或陷于自我审判地位的生活哲学，去取代把责任推给疾病的疑病症策略。
在对疑病症病人进行心理治疗时，责任始终是交谈背后的关键性问题。在神经症性心理冲突中，逃避责任(把一切都推到患病上)总是跟过分地负责联系在一起。把不必也不能由自己负责的事硬压在良心上，这往往表现为病人的情绪老是纠缠在早已过去了的事情上。只有面对现在才能体验到生活的意义，只有在建设性的行动中才能用体验到的喜悦把苦恼冲洗掉，只有走向未来才能甩掉历史的包袱，这种态度的转变也许是心理治疗工作的核心。
治疗疑病观念的根本困难在于医生与病人之间关系的建立。医生迁就病人，可以保持表面的和谐，但这不是真正的理解。医生如果太性急，即使以隐蔽的方式向病人表示：你的疑病观念是根本不对头的，关系就会破裂。因此，必须采取迂回的方式去发展关系。如果在病人的生活的某个领域找到了共同的话题，医生便可以把交谈逐步深入下去。这样的交谈过程有可能促进关系的建立。
除了从小发展的人格障碍，一个人要是生活中没有什么重大的难处，他大概不会一头钻进疑病症里出不来的。交谈的进行将逐渐挖掘出病人精神生活中的难堪处境。当然，心理冲突的常形(作为疑病症这一变形的起点)总是跟人格的弱点相联系的，而在具体表现上总是某种重要的人际关系。也许，只要病人的思想走出疑病症，他心目中的世界便是一团乱麻，这就需要逐步进行清理。每前进一步，哪怕是对一件小事的态度的改变，过去从未采用过的一次新的行动，都必须给予肯定和鼓励，这样，心理治疗才能延续下去。
总之，要取得满意的效果，疑病神经症的心理治疗是困难而费时间的。但是，只要病人并非处于精神病状态和没有显著智力缺陷而又愿意接受心理治疗，从实践的角度说，所有疑病症都可以当作神经症处理，而心理治疗总是可以有所作为和对病人多少有些好处的。以达到有限目标为特征的短程心理治疗有着广阔的天地。如果医生没有不切实际的野心，心理治疗的每一次交谈都可以是鼓舞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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