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母于子女无恩论孔融说了这句话后,曹

（注：事实上孔融是站在父亲的立场上发表这样的言论的，胡适，鲁迅，李敖也都是和孔融一样的立场）

当年孔融因言获罪，他是这么说的：“父之于子，当有何亲？论其本意，实为情欲发耳。子之于母，亦复奚为？譬如物寄瓶中，出则离矣。”

翻译一下：父母有了孩子是一时情动，谈不上恩情，所以说有了生命，本身是没有恩情的。怀孕期间就像东西装在容器里很自然，生出来只是瓜熟蒂落，一切都无比地和谐和自然，以致于谈什么恩情就庸俗了。

这番“大逆不道”的观点在当时真可谓捅天之过了，尤其是从他这样的儒家正根嘴里说出来，更是不能让深受“三纲五常”影响的民众所接受。就是这番言论从孔融嘴里堂而皇之的说出来了，被一个“四岁让梨的人”大义凛然的说出来了。孔子的思想真的高贵了吗？孔子死的时候谶语“不知何一男子，自谓秦始皇，上我之堂，踞我之床，颠倒我衣裳。”孔子只能想到他死后多年后的事情，他却没想到真正的把他“衣裳颠倒”了的人是他的子孙孔融。 　　孔融最后被政敌曹操谋害了，而曹操加给孔融的最大罪证就是“父母于子无恩论”。孔融是站在父亲的立场上发表这样的言论的（请记清这一点，也是我写此篇时所站的立场），同时他对自己的一双儿女也是这样对待的，不受半点恩德。 　　

事隔年以后，两个公认的文学思想家也引用了这样的言论。第一个人是鲁迅，他站在父亲的立场上论证父子之间的关系。在他的文章《我们现在怎么做父亲》里引用了孔融的“父母于子无恩论”的思想，来表达自己对父子恩情之间的看法。文中最为重点的一句话，也是我认为最精髓的见解是“中国旧理想的家族关系父子关系之类，其实早已崩溃。” 　　

第二个则是胡适。在他的儿子出生时写了一首名为《我的儿子》的诗。站在父亲的立场上他在诗中写到： 　　“树本无心结子，我也无恩于你；但是你既来了，我不能不养你教你，那是我对人道的义务，并不是待你的恩谊”他在日记中写道：我生了孩子以后，虽然养育了他却从来不敢自居有什么恩情。我常常想：如果孩子高兴，我就心安理得；如果孩子活得不开心，我就会觉得很内疚，因为他是我带到这个世界上的，而不是自己要来的。如果我不带他来他不就没有这些不快乐了？此外，琼瑶的《窗外》第四十四页里有一句触目惊心的话：“妈，你别这样不满意我，我并没有向你要求这一条生命，你该对创造我负责任，在我，生命中全是痛苦，假如你不满意我，你最好把我这条生命收回去！”

台湾学者李敖特地在他的一篇文章里记录了孔融与胡适这场历经年的思想对话，而且还表示对孔融的思想深为佩服。 　　这三个人都是众所周知的文学家、思想家。他们的言论却同样的如出一辙，同样的引发了一场思想地震，让某些人难以接受。他们都是站在父辈的立场上考虑对子女的责任。这种在儒家思想的熏陶下能够清醒认识伦理关系，放下“老子为天”尊严的思想家，我看不多见。看这三人所处的时期，都是中国思想冲击，豺狼当道的政治动荡期。能有这番思想高度自然是高人一筹了！

最后用胡适先生写给他老师的信作为结束：“父母于子无恩”的话，从王充、孔融以来，也很久了。从前有人说我曾提倡这话，我实在不能承认。直到今年我自己生了一个儿子，我才想到这个问题上去。我想这个孩子自己并不曾自由主张要生在我家，我们做父的不征得他的同意，就糊里糊涂地给了他一条生命。况且我们也并不曾有意送给他这条生命。我们即无意，如何能居功？如何能自以为有恩于他？他既无意求生，我们生了他，我们对他只有抱歉，又谈什么恩情。我们糊里糊涂地替社会上添了一个人，这个人将来一生的苦乐祸，这个人将来在社会上的功罪，我们应该负一部分的责任。说得偏激一点，我们生一个儿子，就好比替他种下了祸根，又替社会种下了祸根。他也许养成坏习惯，做一个短命浪子；他也许更堕落下去，做一个军阀派的走狗。所以我们教他养他，只是我们自己减轻罪过的法子，只是我们种下祸根之后自己补过弥缝的法子。这可以说是恩典吗？ 　　我所说的，是从做父母的一方面设想的，是从我个人对于我自己的儿子设想的，所以我的题目是“我的儿子”。我的意思是要我这个儿子晓得我对他只有抱歉，决不居功，决不市恩。至于我的儿子将来怎样待我，那是他自己的事。我决不期望他报答我的恩，因为我已宣言无恩于他。 　　先生说我把一般做儿子的抬举起来，看做一个“白吃不还帐”的主顾。我的意思恰同这个相反。我想把一般做父母的抬高起来，叫他们不要把自已看做一种“放高利债”的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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