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风度中的自觉矛盾与出路

一、引言

谈到魏晋，首先想到的或许是披头散发、酩酊大醉、满口玄言的狂士。他们凭借特立独行成为了当之无愧的反传统代表，引起时人争相效仿，也抽象为文化符号对后世产生着重要影响。他们的精神和举止及由此产生的艺术被鲁迅总括为魏晋风度。而其核心在于自觉。

二、文献概述

鲁迅首创“魏晋风度”，从文学史角度揭示其特点、内涵与转向。鲁迅认为魏晋是“文学自觉时代，或为艺术而艺术的一派。”[1]从“三曹”到建安七子，文学有意识地呈现“简约清俊、通脱、华丽壮大、慷慨悲凉”[2]的色彩。他虽没有明确提出该时代人的自觉，但表明精神是成就魏晋风度的根本，由此造就的文章具有师心使气的特色：正始名士和竹林七贤出于内心的苦闷服药饮酒作文清谈；陶潜的饮酒和田园诗则在超然物外中夹杂心怀政治的矛盾。

宗白华以《世说新语》为参照观察晋人精神个性在生活中的呈现。他高度赞扬魏晋“精神的解放，人格思想的自由”[3]及由此产生的不滞于物的自然美、辩论人生玄理和品藻人物的社交美、探寻人生真理的玄学哲学美等心灵艺术和洋溢着神韵的书画艺术。他认为“以老庄哲学的宇宙观为基础，富于简淡、玄远意味”[4]的自由解放精神创造了多种艺术品，建立了高雅绝俗的美学标准，为后世艺术奠基，更赋予晋人面对无常命运时珍惜现世、享受过程的心态和追求理想、蔑视惯习的勇气。

李泽厚全面分析了魏晋风度产生的经济、政治原因，明确提出“人的觉醒”和“文的自觉”。前者体现为玄学指导下士族对生命的热爱和对旧传统的怀疑。后者是前者的形式，表现为文体地位抬高、题材多样化、艺术理论创建及对艺术价值超政治的新认识。此外他认为魏晋风度有两种典型：陶潜的“平淡冲和”[5]和阮籍的“忧愤无端”[6]。他们才是魏晋风度最有力的代表。

前人研究魏晋风度的成果提供了可借鉴的思路方法和讨论话题。他们更强调它的积极意义，忽视了它不能使人解决现实痛苦、找到心灵归宿的根本问题。本文以《世说新语》《晋纪》等史料和魏晋诗歌作品为参照，结合中国古典美学“心性论”、身心关系及现代美学“无用之用”等探讨魏晋风度的核心——自觉和它的矛盾与出路。

三、魏晋风度的概述

魏晋风度时间跨度较长，从魏始，经历正始、竹林、元康、东晋不断丰富。不同阶段、个体、艺术的特点各具情态，但都以人的自觉为前提，表现出内在高度自爱、外在自由洒脱的美的气质。前者是后者的内核，后者是前者的外显。

魏晋风度的形成受社会环境影响。庄园经济繁荣，门阀制度盛行，士族拥有充足的物质保障。政权更替频繁，统治者虚伪暴力，士族首当其冲；疫病频发、战乱不断，生命遭受严峻威胁。古板的经学、变质的礼教、荣华富贵不能抚平士人内心的伤痛。作为魏晋风度重要组成部分的玄学应运而生，并在儒释道合流的推动下发展，更加驱动士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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