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诗人恶魔性与中国当代小说的先锋
摘要：恶魔性概念的内涵是破坏性与创造性，这与先锋写作的特征极为相似。从恶魔性视角来思考中国当代先锋小说，不是重复言说有怎样的突破和创造，而是指出它们普遍以恶性事件来突显恶魔性和先锋性。先锋作家惯于在小说中使用“恶”的情节来完成叙事技巧的实验，同时也成就了小说的惊骇感、神秘感。先锋写作的破坏和创造，都同文本中的“恶”事件密切相关，“恶”可视作先锋作家们的叙事策略。恶与先锋叙事的关系，这是中西方现代、先锋文学的共同特征，但中国当代先锋小说有其特殊的“刻意性”和“策略性”。
关键词：恶魔性；恶；先锋写作；叙事策略
“恶魔性”与中国当代小说的先锋策略文，唐诗人
原刊《当代文坛》年第1期
引言中国现当代文学中的恶魔性现象，自鲁迅开始变得明显。陈思和论述恶魔性时，借用了楚克尔的概念：“……重新发现恶魔性（dmonic），把它视为一种不能以善恶尺度来衡量的魔力，是由十八世纪末反理性崇拜的‘天才’造成的。这是对启蒙运动、对功利主义的中产阶级的秩序观念、对流行的道德神学和理智神学的根本反抗的表现。”这里的恶魔性是中性词，它在后期浪漫主义、现代主义、先锋派文学中表现得极为突出。西方现代主义以及中国现代文学中的鲁迅传统和海派的现代传统，是八十年代现代主义、先锋派文学重要的思想缘由。若按陈思和的思路，这些带着恶魔性世界性因素的浪漫主义、现代主义思潮进入当代文学的血液时，是不是也给当代文学注入了新的恶魔性？
楚克尔的恶魔性说法是西方近代以来的反抗性特征，是对启蒙理性的反抗。而刚刚结束“文革”、依然紧跟政治意识形态而行的中国当代文学，内部最渴望的也是反抗的声音。解禁之后西方现代主义的引入，也就在“反抗”层面有了最好的链接。贺桂梅说：“80年代现代主义文学的形成过程，事实上是社会主义中国将冷战阵营另一方的文学知识内化为自身的叛逆性资源的过程。”以往被意识形态界定为颓废、堕落的现代主义思想，被引用来作为批判历史和改变现状的思想武器。这种反抗式探寻，结合起现代主义思想的反抗是对启蒙理性和资本主义现代化文明的反抗，就导致中国当代的现代主义文学思想更为复杂。它不是简单的批判现代文明，也不仅仅是对过去的反思和批判，它指向过去、更针对当下，具有多重面向的反抗。陈思和曾专文论述过当代文学中的现代反抗意识，认为这种意识以反抗、虚无、孤独为主要特征，这些特征反映了作家们对于根深蒂固的社会习俗和传统观念的厌恶和唾弃，有着清晰的“现代的烙印”。
这种反抗的文学，也是追寻文学现代化的方式，带着要与世界文学同步前行的焦虑感。西方现代派文学，在八十年代的中国，其作用更主要是作为媒介。八十年代，文艺是借用了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美学特征和思想特征，来表达不满，也表达一种不比他人落后的焦虑。这些不满和焦虑，从其要求启蒙和进步的内涵来看，本质上是一种现代性的追求。而其反抗性和焦虑感如何表现？除开形式上明显的实验外，还有一种因太明显而容易忽略的成分，即恶魔性中的恶。
陈思和认为鲁迅笔下狂人形象综合了几个世纪以来西方文学原型中的恶魔性因素，认为中国文学中的恶魔性因素，借着西方的恶魔性和鲁迅笔下的狂人意象，而向着两个方向开拓自己的形象空间：“就是犯罪与疾病，于是，狂人、疯子、罪犯成为恶魔性因素的主要承担者。”随着时代、环境的变迁，这些形象时隐时现，恶魔性形象不断变化、并有着更多的内涵。在八十年代以来的现代小说中，这类形象变得更为普遍。寻根派不仅寻文化中的良善传统，更寻着狂乱、野性的成分；现代派有着躁动不安的气氛，更有着新时代纷乱的人欲；先锋派小说里的精神病，带着恐怖和暴力，它们有着对时代的不满和激情，更有着历史创伤的阴影；而到市场经济发展之后的新潮小说，颓废蔓延，人也走向了纵欲和狂暴；女性主义思想也在女作家的小说中激起恶的新面目，以及各种现代与后现代思想影响下的中国当代文学，追求现代感的时候，恶魔性的“恶”也潜伏其中。
一、恶与先锋派叙事实验或许，我们可以在先锋派之前的、带着现代主义风格的作品中发现恶魔性因素。比如王蒙小说中疯狂、杂乱的意识流表达，寻根文学代表作韩少功的《爸爸爸》，用白痴丙崽的视角来呈现落后愚昧村落的麻木和野蛮，以及张炜《古船》中历史复仇的罪与恶，还有贾平凹乡情小说中由野情私恋探入怪戾人性的书写，那些杀戮和兽交内容等等，都可以分析出一系列恶的事件，但这些作品中的“恶”更多的还是属于故事情节性质，并不是用来突显现代技巧的必要元素，后者在先锋派小说里才变得明显。
（马原）
在先锋第一阵线的马原，《冈底斯的诱惑》里，马原抓住“天葬”这一在藏地之外的人看来很血腥的情节作为“诱惑”。围绕这一诱惑，小说中遍布着死亡、尸体和肢解一类字眼，有熊活撕牛的血腥描写，以及各种意外的死亡。这些内容，让形式的实验充满意外和残酷，技巧也更为神秘。在《虚构》里，麻风病是个典型意象。陈晓明分析说：“麻风病人在西藏也被看作邪恶的象征，很久以来对病人都有歧视。”整部小说虽然不见什么恐怖和暴力成分，但在马原的叙述中，阅读感受充满惊骇和恐怖，尤其是和麻风病女人做爱的叙述，即是典型的恶魔性情节。“马原最终虚构了与麻风病女交媾的这个时刻，那是感性高潮与死亡重合的时刻，如果考虑到在鲍姆嘉通那里，美学原本起源于感性学，这样的感性时刻，就是抵达的死亡时刻，就是现代文字学所能抵达的最终境地。”这种“耸人听闻”的事件，产生令人惊骇的巅峰感，这是小说最为“先锋”之所在，它比“虚构技巧”更为刺目。
残雪的先锋更是堆满了丑陋和邪恶。残雪这一笔名即与黑暗同义，她的写作理念是写得越黑暗越好。她把写作当做一种黑暗灵魂的舞蹈。她相信人性即是阴暗、凶残、狡诈和淫邪。“我以为，‘脏’就是生命力，所谓的美，正是从脏的土上长出来的花。最‘脏’的最黑暗的地方是最有生命力的，离开了，美就只能是苍白的。”因为这种信仰，她的写作就是要直面、揭露人内心世界“脏”的一面，注目于淫邪人物身上的“美”。
《污水中的肥皂泡》，写的是一个人如何蓄意谋杀母亲的故事，小说整体氛围极其可怖。《苍老的浮云》里，人与人之间，只有恶毒和厌恶，阴暗、压抑，总感觉内里潜藏着谋杀。《山上的小屋》里，全是阴森恐怖的字眼，这里，母亲是虚伪的，小妹的目光令人恐惧，父亲是狼，连北风也是凶的，小屋就是个恐怖的象征。《黄泥街》里，人都是猥琐、丑陋的形象，令人恶心。残雪书写的，基本是非理性、非逻辑、变态式的人心和事件。
对于残雪的阴暗、邪恶趣味，杨小滨等人都分析出这里的历史阴影：“在残雪的小说中，肉体痛苦极为丑陋的意象以及对那些经常看似合理的思想的不连贯表述就是对无意识中精神创伤记忆含混暧昧和不可追踪的痕迹的暗示。”刚刚过去的极端历史经验，比如亲人相互揭发、邻里相互防范，各种宏大话语、口号标签对人的精神压制，以及那些残酷血腥的肉体迫害。它们对人，包括对后世的影响，已经深入到内心潜意识世界。残雪小说中的恶，比较少直接的暴力行为，多的是人心的邪恶，是潜意识中的阴暗和恶毒。残雪的先锋，不仅表现为用潜意识这些现代主义的笔法，更是她用了现代主义这种技巧最好地表现出“文革”对人心、人性的摧残以及造成的长久创伤。
以恶来表达先锋性的作家，余华最为典型。年余华发表先锋小说《十八岁出门远行》《西北风呼啸的中午》《四月三日事件》《一九八六年》，年发表《河边的错误》《现实一种》《世事如烟》《难逃劫数》等，这些小说是愈来愈“恶”。《十八岁出门远行》里还是奇怪的小型殴打，“拆解”的是小说和现实的逻辑；《西北风呼啸的中午》和《四月三日事件》与残雪的先锋小说风格很近似，在恐怖窒息的叙述氛围中等待着谋杀和暴力，都是阴暗的潜意识表达，解构人的光亮内心；《一九八六年》和《现实一种》，却是极端的暴力之恶和人性的阴冷残恶书写，恶在这些小说里比叙事技巧更为夺目。
《一九八六年》里的历史感非常强烈，暴力之恶是“文革”的遗产，给人的创伤是肉体的，更是精神的，这里的疯子是“历史疯狂的凝聚”，疯子的血腥自虐，被余华用来批判人们的健忘，以刺激世人对残恶历史的记忆和反省。“余华从这里出发走进一个由怪诞、罪孽、阴谋、死亡、刑罚、暴力交织而成的、没有时间也没有地点的世界。”《现实一种》中的恶，比《一九八六年》更为“现实”，兄弟相互残杀，复仇毫不留情，人性的本质即是恶。其他如《世事如烟》《难逃劫数》《死亡叙述》等，都离不开恶：“《世事如烟》对暴力、阴谋、罪孽、变态等的描写淋漓尽致。在余华的那个怪异的世界里，时间和空间、实在和幻觉、善与恶等等的界限已被拆除，阴谋、暴力和死亡成为日常生活必要的而又非常自然的内容。”“《难逃劫数》把暴力场面写到炉火纯青的地步。”余华的先锋离不开恶的书写，以至于当时即有人评论余华的小说即是人性恶的证明。
这种以恶的内容、情节来填充形式实验的先锋写作，内容和形式其实是难以分割、相互补充的。比如在《十八岁出门远行》里，那种荒诞的产生，离不开人恶的心理，有无厘头的抢劫和殴打，十八岁的男孩才意识到世界的荒诞。《河边的错误》里，利用疯子的杀人凶手身份，利用血腥的死亡方式，才能有神秘性和荒诞感，而刑警最后的枪杀疯子，却似乎又是一种暴力，消除荒诞与恶之来源的力量，亦是产生荒诞与恶的力量。叙述的扑朔迷离，与小说故事的神秘以及作家想表达的荒诞认知，这些都是一体的，并不是简单的单方面的技巧表演。
苏童、格非的先锋小说也离不开恶。《仪式的完成》里，最后的死亡怪诞离奇，与其说这是完成故事内部的仪式，不如说纯粹是为了完成作家需要的叙事效果而来，是一种写作策略；《一九三四年的逃亡》，动乱与逃亡，夹杂的是底层社会内在的颓败和民众自身的残暴。枫杨树里的人，地主陈文治的恶，以及普通民众对自家人的残酷，比如狗崽拷打弟妹，以及陈玉金挥刀砍杀阻止他“逃亡”的妻子，母亲蒋氏放药导致环子堕胎，环子盗走蒋氏最小的儿子……《罂粟之家》里的每一个人，都活在阴狠的世界里。演义时不时说要“杀了你”，最后被弟弟沉草用斧头砍死；长工陈茂被当做狗，同时陈茂也作恶多端，最后被亲儿子沉草枪杀；沉草被曾经是同学的工作队长庐方枪毙……苏童的先锋性，形式探索与暴力、颓废、死亡、奸淫等勾连得最为娴熟，所有的深邃诡秘，都与恶交缠不清。
格非《追忆乌攸先生》里，一开始即是杀人比杀鸡还简单的故事，小说也是围绕一个错案而来，杏子被头领奸杀，乌攸先生自愿供认为凶手，被误判、枪毙并就地填埋。格非还特意写了两个见习法医对杏子尸体的胡乱解剖：“尸体足足解剖了一整天，尸体被搅得不成样子，被分割成大小七块……”在《褐色鸟群》《青黄》等小说中，谋杀也是小说的最大疑点。这些恶的书写，在我看来，不仅仅是让格非神秘的叙述结构更具幽暗特征，而且是形式实验能够成立的核心结点，没有暴力和谋杀，他的技巧也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
不是说先锋派因为书写了恶才是先锋派，而是说中国当代的先锋文学有着特殊的面目，它们并非只是技巧表演上的先驱实验，还有着多种维度上的艺术资源与思维突破。艺术资源方面，它不仅是西方现代主义的叙事技巧，也不仅是存在主义哲学影响之下作家对人性困境、黑暗意识和生存荒诞等精神话题的情有独钟，还有本土的历史阴影、作家的心理创伤等。由这些因素筑起的先锋文学，突破的不仅是现实主义的小说结构和叙事笔法，还使得小说变得扑朔迷离，具备神秘幽暗的氛围。恶的成分起到了别样的效果，与叙事技巧形成了互补，让先锋更为锐利，反抗了更多层面的传统势力。
陈晓明在反思先锋派文学的文章中曾指出：“先锋派表达的那些对人类生活境遇的怪异、复杂性和宿命论式的表现，在很大程度上得力于形式方面的探索。那些超乎寻常的对人类、生活境遇的表现，其实是艺术形式的副产品。这点在余华的写作中表达得最为明显。余华那些对生活的怪异性、对人类生活的原罪和暴力倾向的揭示，例如《世事如烟》《现实一种》《难逃劫数》等等，得力于他寻求那种将人物与所处的环境不断剥离的叙述视点……”
这是对先锋派小说形式探索的认可，从这里，也可以反过来思考：正是得力于先锋作家对人性幽暗面、荒诞存在以及怪异生活的甘露聚糖肽注射液价格是不是很高治疗白癜风最好医院是哪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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