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虎原创为什么人人都爱曹操

叶开/文

我对“三国”人物的记忆是从京剧脸谱开始的。

“三国”人物形形色色，性格鲜明：仁义、忠勇、豪气、奸诈、残忍，各有自家脸谱：白脸的曹操，红脸的关公，黑脸的张飞，蓝脸的人物是……非“三国”的窦尔敦！白脸的曹操很奸诈，红脸的关公多忠义，黑脸的张飞太刚勇……对于小孩子来说，脸谱化记忆历史人物真是方便又直观。

少年时代过去了那么久，到后来还记得曹操关羽张飞，却记不得刘备是什么“脸”了——有一会儿以为他是个红脸，觉得不对；黑脸不对，白脸不对，花脸更不对。尴尬地查了，发现刘备是没有“脸”的。

别人都画脸，可以说人人都有个脸谱，刘备却是不画的。在一众五颜六色脸中，刘备就在那里，十分奇特。为什么不画呢？这一直令我感到困惑。

刘备虽然起于布衣，织席卖鞋为生，然而他天生不是平凡之辈，把家谱使劲往上数，可以追溯到中山靖王。可谓是根红苗正，血管里流着皇家的正宗血统。这是皇上搬出了家谱一条条对过的，可以说是皇上出面做了公证盖了章，别人有什么疑虑都没用——而且发现，刘备是自己的叔叔辈。而在“三国”里，无论是《三国志》还是《三国演义》，刘备都是仁义的代表，也是善的象征。体现在京剧上，艺术家们长期发展出来的理解，就是一个忠厚老实的“老生”原貌。

小孩子对于“三国”人物的脸谱记忆，单纯，简单，直接，粗暴。在好人与坏人，英雄与奸贼的对比中，一分为二地认识了人物，认识了世界，认识了历史。

到了成年，阅读更多，经历更多，思考更多之后，有了新的认识，不再这么简单粗暴了。我们知道在好与坏之间，还有一个最大的“沉默的大多数”群体，不能简单地“一分为二”。

我们也明白，人性是复杂的，一个人的脑袋里充满着各种念头。在一个正常社会里，思想无罪，行为有则。判断一个人有错与否，不能根据他想什么，而是要看他做了什么。

现在我们谈到“三国”，大都以长篇章回小说《三国志通俗演义》为基础。人们对“三国”里各种人物不同性格的认识，主要来自六百年前刊刻印行的这部讲史名著。

被后人归纳为“四大名著”的四部长篇章回小说，在近六百年的中国文化传播历史中，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是广大民众尤其是下里巴人们识文断墨，了解历史，亲近文化的最重要的书本材料。

可以说，“四大名著”改变了中国人的民族性格，也改变了中国人认识历史和理解人事的方式，明清以后的很多领袖将领，都是通过阅读《三国演义》或听相关的说书，来学习军事与谋略的。

《三国演义》有一个明确的的中心线索：善恶之争。

拓展开来是仁义与奸邪的冲突，君子与小人的对决。

《三国演义》的核心结构：大反派曹操的斧头帮对决男主角刘备的兄弟会。

曹操的奸恶与刘备的仁义，构成鲜明主线对比。

故事里的其他人物，董卓、吕布、袁绍、公孙瓒、刘表、刘璋、马腾、孙坚（孙策）等各方军事集团，都是从属于这条主线的副线。

“三分天下”的格局里，“曹魏”与“蜀汉”的对抗为主线，“孙吴”的第三者插足，则为副线。

南宋大词人辛弃疾写得很清楚：“天下英雄谁敌手？曹刘！生儿当如孙仲谋！”

从曹操到刘备，从关羽到张飞，“三国”里这些人物形象的形成过程，不是罗贯中一个人能独自决定的。刘备的忠和曹操的奸，他们的不同人物形象以及后面的脸谱化，经历了长期的历史演变，可以说是从曹操和刘备同时代人开始，一千多年来议论纷纷，不断地沉淀下来的基本善恶共识。

“善恶”的评判标准根基是儒家仁义思想。简而言之，是仁义与奸恶的区别，忠信与狡诈的区别。具体落到人物头上，就是曹操邪与刘备的正的区别。

总体来说，评判的主线都是偏向于拥有血统正义和文化正义的蜀汉刘备，而贬抑篡汉夺权、阴险狡诈、杀伐无算的曹魏曹操。

曹操是两千年前的超级精致利己主义者。他的一句“宁可我负天下，不可天下负我”，是超级利己主义者的正式宣言。为此，他一路攻战，一路杀伐，其屠城、灭族，一而再三，记恨杀人、嫉妒杀人、搞笑杀人、无故杀人、蓄意杀人、过失杀人，是各种非正常死亡事件的制造者和发明者。两军对垒，血流成河，算是“正常消耗”，不计入功劳簿。而屠城、灭族，前后两次闯入皇宫，第一次虐杀有五个月身孕的董皇后，灭董国舅三族，七百多人弃市；第二次关押饿死伏皇后、鸩杀两皇子，一百多人连累无辜被杀，是他最不能撇掉和抹煞的恶魔之印记。因为多疑杀掉吕伯奢一家，最令人难以接受。曹操怕别人趁自己睡觉时暗算他，炮制一个梦中杀人神话。为演出效果真实，他在假寐时突然跳起来，一剑砍杀了给他盖被子的侍从。种种奇特的杀人事件要是罗列起来，会是一个长长的名单。

从文明的角度来说，善与仁，是一个人的基本人性。一个正常社会，总是会扬善惩恶，总会是推崇仁人而反对奸恶的。因此，即便曹操拥有极高的文学才华，即便他是军事天才，即便他几十年征战统一北方，但是，人们就是不喜欢他。

《东坡志林》记载：小孩子听说书，听到曹操的名字就生气，听到刘备的名字就高兴。可见，在北宋年间，民间的道德判断已经形成定式，并非罗贯中作《三国演义》时才开始“编排”曹操，故意把他塑造得邪恶奸诈的。

相人大师许邵说曹操是“乱世之奸贼”，文学大家苏轼说他“平生奸伪，死见真性”。这都是说曹操诡诈的一面。

作为终其一生都“相爱相杀”的敌手，刘备总结自己与曹操的不同时说：“操以急，吾以宽；操以暴，吾以仁；操以谲，吾以忠；每与操反，事乃可成耳。”

而一代雄主唐太宗李世民则说：“朕常以魏武帝多诡诈，深鄙其为人。”

这些都是主流观点，以善和仁义作为文化的核心道德基础，惩恶扬善是文化之本。因此，善与仁的代表刘备，就成了正面人物。

通常来说，在一个和平的社会，良序的社会，文明的社会，人们本能地都会反感一个杀人狂，讨厌一个奸诈的小人。因此，大唐盛世的开创者唐太宗李世民对曹操有恶评，北宋和平时代的知识分子对曹操也不喜欢。无论如何，哪怕是一个“卑鄙的圣人”，也是“卑鄙”的。

虽然非主流观点中崇拜曹操，高度评价曹操的人也非常多。然而，主流观点，才是最重要的，也因此形成了中国文化的道德基础以及善恶表达，这是文明社会的道德基础，也是社会幸福感的基本支撑。

如果社会价值混乱，人们以“成功学”和“厚黑学”为评判好坏的标准，从而使得“善善恶恶”的道德基础遭到破坏，那么，在很多人眼中，曹操确实是一个令人崇拜的成功人士。

这种不管正当与否，不管手段如何，只要成功，哪怕是采取没有底线的“超限战”，也会受人尊重的思想占据了主流，就会导致“恨”教育和“恶社会”的出现。而以“成功学”为正确与否的判断基础，崇信“成王败寇”的观念，那么，这个社会就颠倒善恶，就会以恶为荣了。从这个观点出发，宽厚仁慈而不断失败的刘备就是狗熊，而不择手段不断成功的曹操才是英雄。

鲁迅先生非常推崇曹操，说他是一个大英雄。而要为曹操翻案的最著名人物则是毛公毛先生，他说：“曹操是了不起的政治家、军事家，也是个了不起的诗人……”在北戴河疗养时，还作了一首词《浪淘沙·北戴河》：

“大雨落幽燕，白浪滔天，秦皇岛外打鱼船。一片汪洋都不见，知向谁边？往事越千年，魏武挥鞭，东临碣石有遗篇。萧瑟秋风今又是，换了人间。”

他这一出马，给曹孟德翻案算是定调了，京剧没法改脸谱，不然可能白脸要改成红脸，来个根红苗正。嗅觉十分机灵的歌德派掌门人郭大师立即写了一出话剧《蔡文姬》，把曹孟德写得山好水好，高大美妙。年公演，郭大师很谦虚地请人提意见，陈赓大将幽默地说：“我看曹操可以填写一张申请入D登记表了，郭老可以做介绍人嘛。”听者无不哄堂大笑。

而某年在“百家讲坛”一炮走红的易先生，也是根红苗正的“翻案派”，从《三国志》等资料的缝隙里，找了些似是而非的资料，按照自己的意愿加以“修饰”，充满激情地歌颂了曹孟德同志。虽然，这不过是从那个时代过来老知青，本能而且毫不犹豫地抄袭了毛公毛先生的翻案思想，并无创意。而且还想模仿歌德派掌门人郭大师的做法，可惜有心无力没有郭大师的那种才华没法创作话剧或者小说，只能打个擦边球粗制滥造、哗众取宠地“品一下”，浅尝辄止，倒是迎合了这个社会的“恶”风气，也是为“战螂”们提供了精神谷糠。

虽然为曹操翻案的人越来越多，喜爱他的人似乎还皇皇然矣，我却还是挺刘派。倒不是看他查过家谱是正宗的皇帝叔叔，也不是佩服他屡败屡战两万五千里长征从南到北颠簸一生永不言败最终成就一方霸业，主要还是尊敬他的“仁义”，敬重他的“善”。刘备一生颠沛，在危难中多次被人托以重城，如陶谦赠送徐州、刘表托以荆州，他都没有趁虚而入，取而代之，而是谦而让之，坚决不受，坚决到了让人感到不真实的程度。以至于大历史学家吕思勉先生认为他这么做是“虚伪”的行为。这种“诛心”观点颇有点市场，我却并不能同意。在文明而良序的社会里，不能“诛心”，不能判定“思想有醉”。判断一个人的善恶、好坏，只能要看他做了什么。哪怕是“虚伪”，没做就是“无醉”的。

少年人的本能，大概都有点“反其道而行之”的恶趣味，非要喜欢曹孟德，也就算了。然而作为成年人，如果是因为雄心勃勃要做大事，觉得为了“成功”可以不择手段，那就是真正的堕落，而欣赏这种堕落的社会，真是变态社会。

讨厌“伪君子”没问题，喜爱“真小人”却是变态。社会风气如此，确实值得反思了。

小时候讨厌坏蛋曹操，青年时代佩服奸雄曹操，中年觉得还是刘玄德靠谱。待人以善，平平安安，是做人的硬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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