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操

曹操是东汉末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又是一个很典型的文学艺术形象。曹操因参加镇压黄巾起义，擢升为济南相；之后起兵伐董卓，灭袁术、袁绍，逐步统一了中国北方。他采取抑制豪强，限制兼并，广兴屯田，加强集权等积极政策，用人主张“唯才是举”，打破世俗门第观念，在所统治的地区内，社会经济得到恢复和发展。在他统一中国北方的过程中，表现出了其杰出的军事才能，他一生指挥战役战斗三十多次，胜者占绝大多数，他亲自指挥的官渡之战，更是创造了我国古代军事战争史上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光辉典范，并著有《孙子略解》等书。除此之外，他也有很高的文学艺术才华，他继承了汉乐府“缘事而发”的现实主义精神，最早把大自然作为描写的对象，风格苍劲浑厚，四言诗也在他手中出现了中兴的景象，同时出现了四言向五言转变的痕迹。而曹操在历史政治上也有着双重背景，再加上罗贯中以汉室为宗的立场，并以“七分事实，三分虚构”而作《三国演义》，便将曹操塑造成了一个具有双重性格的文学艺术形象。

在历史上较为真实的曹操首先是杰出的政治家，他行事果断，完全没有纨绔子弟的习气，一心革除弊政，厉行法治。当时宦官弄权，朝政混乱，而他又能不畏权贵，表现出了伟大政治家的风度。从曹操与袁绍等人举兵讨伐董卓的事件中，就可以了解到曹操是一个具有宏图大志及使命感的领袖人物，时刻都想整治当时极度混乱的社会现状，安定社会秩序，解决百姓切身痛苦。

同时他又是杰出的军事家，曹操在军事才能上可以说是很有造诣的，他还著有《孙子略解》等书。在历史上，他的军事思想中有很多闪光点，他曾指出：“兵无常势，水无常形。临敌变化，不可先传，故曰：料敌在心，察机在目也。”就是说力量的强弱不是固定不变的，只要了解敌情，掌握时机，就可以以少胜多，以弱胜强，这种辩证地看待问题的方式也是难能可贵的。诸葛亮也曾在隆中对中说：“曹操比于袁绍则名微而众寡，然操遂能克绍以弱为强者，非惟天时，抑亦人谋也。”并指出“不可与之争锋”，这也可以看出曹操的军事才能也是很引人注目的。

除以上之外，曹操同时更是杰出的文学家。在建安时代，虽然世事纷乱，而中国的文化中心却集中在以曹氏父子为中心的文人集团之中，建安文学在中国文学发展史上有着十分重要的位置，特别是以曹氏父子为中心的诗坛，打破了四百多年汉代诗歌的沉寂和辞赋独盛的局面，不仅在五言诗方面，而且在四言诗甚至七言诗方面都有重大突破。曹操现存诗歌多为乐府歌辞，风格苍劲雄厚，他的四言诗歌《龟虽寿》、《观沧海》、《短歌行》等和五言诗《蒿里行》、《对酒》等与汉代许多文人的作品相比较都有一定的突破，尤其比之汉代词藻浮艳、追求骈偶的文风，也有很大的突破。他的诗歌既吸收了汉乐府民歌的浑厚刚健和朴素的特色，又具有激昂慷慨的悲壮情调。由于他的历史政治地位，他的作品对当时建安文学的发展是有着重大影响的。

而到了以《三国演义》为代表的文学作品中，他便成为了阴险、虚伪、狡诈的代表，并且被认为是不忠于国家或自己一方的人。所以纵观历史风云人物，很少有像曹操的形象一样那么复杂，那么具有争议。在很长一个时期，一提起曹操人们便会脱口说出对他的评价：“挟天子以令诸侯的大奸臣。”“欺君罔上的乱臣贼子。”其实人们口中的曹操只是文学作品中和戏剧台上的作为艺术形象的曹操。鲁迅先生曾说“我们讲到曹操，很容易就联想起《三国演义》，进而想起戏台上那一位花面奸臣，但这不是观察曹操的真实方法。”之后又说“曹操是一个很有本事的人，至少是一个英雄。”由于曹操这一历史人物确实具有多面性，要探寻曹操的真实面目就不仅仅是一个是非的问题，就必须对曹操及其他所处的历史背境进行较为系统的分析，才能实事求是地得出结论。

曹操在历史和政治上都有两面性的形象。东汉未年，军阀混战，宦官和外戚控制朝政，到处是一派“铠甲生虮虱，万姓以死亡，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的惨状，社会经济遭到了严重的破坏，当时地主阶级和农民的矛盾已经发展到了十分尖锐的地步，于是随之爆发了黄巾起义。但是曹操身份上毕竟是在地主阶级统治者一边，他也必然会对农民起义有所害怕和仇视，他就曾多次参加镇压黄巾起义军，并且战功卓越，仅初平三年（公元年）在兖州就“破黄巾三十万众”，这也致使他在当时人民心目中，留下了农民起义军镇压者的相对恶劣的形象。然而又由于曹操代表的不是大地主大贵族、大官僚集团的利益，而是代表中小地主的利益，所以能够实行“摧抑豪强”，减轻人民负担的开明措施，这也从客观上推动了当时生产力的发展，有一定的进步作用。在这一点上，他又会要受到大贵族、大官僚、大地主集团的仇视。当然，由于曹操毕竟是地主阶级的统治者，当他的统治地位巩固之后，又日益向官僚、地主集团妥协，并逐步向这方面转化。所以从这个方面看，曹操在政治上是具有两面性的。

从人民百姓的角度看，镇压黄巾起义，受到人民的唾骂，但是实行催抑豪强，减轻人民负担方面又得到人民的支持；从大贵族、大官僚、大夺主集团方面看，他“打击豪强，抑制兼并”以及“屯田”等政策在一定程度上损害了他们的利益；而从维护封建政治统治方面又合符大贵族、大官僚大地主集团的利益需要。由于曹操在历史政治上的两面性，他的社会对立面不仅来自被他镇压的、与黄巾起义军有联系的广大农民，而且还来自当时统治阶级内部利益的损害者，这也就产生了对曹操褒贬不一的社会基础。根据文学史等有关资料表明，早在元代以前就有尊汉贬曹的社会基础。

曹操的文学艺术形象广为流传，以至于相对掩盖了他的历史形象。由于曹操在历史政治上的两面性，在《三国演义》中，作者便使得曹操的形象从历史人物转变为典型的文学艺术形象，由于文学艺术形象的塑造会带有作者的感情色彩和倾向，这也就会造成文学艺术形象与历史人物本来面目的不统一。众所周知，在《三国演义》中的曹操是封建统治阶级中具有普遍性、很典型的文学艺术形象，是一个贪欲和权欲集于一身的穷凶极恶的、冷酷无情而又欺君罔上的、典型的专制主义时代极具权势的奸臣形象。而从《三国演义》对人物的塑造和情节的安排上看，其作者确实是叙事写人的高手，仅用廖廖数语便将人物性格刻画出来，如：“宁教我负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负我。”这句话便揭示了这类权势人物的内心世界。用屠杀徐州无辜平民，向仓官借头，以冤报德杀吕伯奢全家等细节来刻画曹操的形象，引起人们对曹操的愤恨。但是历代反动统治阶级都有他们的所谓的“风流人物”，他们之中很多人都说过狠毒的话，做过残暴凶恶的事，这些人屠人厉民也千万不止，但世人确独骂曹操，这就是在《三国演义》中，作者塑造曹操这一形象的巨大成功使然，再加上在历代戏剧发展中，“阴险奸黠”的白面奸臣的曹操形象在国人心中逐渐扎下了根，因而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对曹操这一历史人物的正确评价。其中清人魏裔介就在《三国问答序》中指出：“世人鲜有读三国史者，惟于罗贯中演义得其梗概耳。”所以人们从文学作品中得出的形象与历史上真实的曹操是有不符合的部分的，也是有片面性的，而这就有意无地意影响了人们对历史上曹操其人的正确评价。当然《三国演义》中把曹操塑造成这样一个形象，也是与曹操的政治上的二重性等因素分不开的。

在历史资料中可以看到，有关三国的故事在元代之前便有流传，拥刘反曹已经由来已久，几乎已成定势，特别是由于诸葛亮其人超人的智慧和军事才干，也在另一方面限制了人们和作者反对拥刘反曹的倾向，而曹操的许多思想和作为，有违儒家思想和以汉为正宗的文化思想，更由于《三国演义》是以“七分实事，三分虚构”而创作的，所以曹操的历史形象与艺术形象有相吻合的地方，也有不相吻合的地方。而作者在创作中把也握了历史人物的本质性的特征，所以很容易使读者把曹操其人的艺术形象与历史形象混杂起来。

《三国演义》中的曹操，是按照艺术的手法塑造出来的一个奸雄的典型形象。不仅他的言语、行为已经对历史的事实有所偏离，而且浸透了作者的审美感情。再者，《三国演义》中的曹操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多面的奸雄的典型形象，他既有奸诈、自私、残忍、多疑的性格侧面，又有眼光远大、谋略出众、善于用人的雄才大略的一面。对曹操人格的贬斥，实际上是和他的优点一起表现的，这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的泥沙俱下。他在赤壁之战后，从华容道逃归，在南郡安歇时，对着众谋士，突然大哭起来。谋士们问他为什么哭，曹操说：“吾哭郭奉孝耳！若奉孝在，决不使吾有此大失也！”从一方面看，这表现出了曹操的爱才惜才；从另一方面看，这又是曹操使的“诈术”，他大哭的结果，就是“使众谋士黯然自惭”，这才是他哭的真正目的。

曹操的形象，既有奸诈的一面，又有雄才大略的一面，然而这两方面不是简单的相加，而是有机地融合在一起，有时读者也很难分楚清这是他的英雄本色，还是奸雄的特性使然。但是在《三国演义》中，他是以奸雄作为性格的主导方面的。在曹操的身上，集中了封建统治者所具有的很多特点：笼络人心但又嫉贤妒才，刚愎自用而又机谋权变，刻薄暴虐而又豪爽多智，聪明过人而有时却糊涂过顶，坦诚中总能感觉到带着几分虚诈，大度中常含着几分小气。然而，正是由于这些，才使得曹操的形象成为了极其鲜明的、不可替代的独立的文学艺术形象，也形成了他活生生的、复杂的性格组合基调：奸诈而有奇能、真诚而虚伪、宽容而不失威严，性格的两个侧面相互渗透，各有特征，使我们不禁被曹操这复杂的、模糊的人性特征所吸引。

总之，曹操是我国古代著名的政治家、杰出的军事家、出色的文学家，同时又是典型的文学艺术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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