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汉魏六朝的献赋现象二
作为汉魏六朝文学原生态的重要构成，汉魏六朝的献赋活动是认识汉魏六朝政治和文学之关系的重要角度。两汉的献赋活动不但促成了汉代赋体创作的空前繁荣，而且成为影响后世的重要传统。六朝的献赋活动和两汉献赋传统的一个大的不同，是受诏作赋的情况更加多样化，尤其是君臣同赋或令臣下同赋的情形大量出现，同时在功能上，文学本身的功能显得更突出，这是六朝文学自身发展的结果。上述汉魏六朝献赋活动的基本机制，是在君臣的共同努力下，献赋成为皇权政治的重要点缀和庙堂文学的重要构成，它体现了皇权的尊贵，彰显了朝廷的美政以及士人的政治热情。揭示这一机制，有助于我们认定汉魏六朝的赋体乃至整个文学的基本性质仍然是以皇帝和诸侯王为主导的、以政治和政治生活为主要表现对象的庙堂文学，当时的大部分文人的自我认同，仍旧是宫廷文学侍从的角色。
建安时期，“魏武以相王之尊，雅爱诗章；文帝以副君之重，妙善辞赋；陈思以公子之豪，下笔琳琅”。在他们身边，聚集了邯郸淳、杨修、王粲、刘桢、陈琳、阮瑀等一大批在汉末成长起来的文人，形成了一个文人集团。这个文人集团，“首先是政治集团，然后才是文学集团”。其文学创作的基本性质，还是以“怜风月，狎池苑，述恩荣，叙酣宴”为主要内容的雅颂文学。吴质《答魏太子牋》云：“凡此数子，于雍容侍从，实其人也。……往者孝武之世，文章为盛，若东方朔、枚皋之徒，不能持论；即阮、陈之俦也。……至于司马长卿称疾避事，以著书为务，则徐生庶几焉。”（《全三国文》卷三十）指出他们的身份，正是与武帝时代的司马相如等人同样的文学侍从，也反映出建安文学在观念上对作为汉代文学盛世的汉武时代的文学是有所继承的。曹丕《典论·论文》赞美文章为“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全三国文》卷八），这里的文章，主要也还是指以政治和政治生活为主要表现对象的庙堂文学。建安时期之所以能够接续两汉的献赋传统，也正是因为二者都是在雅颂文学的繁荣这一背景下展开的。
曹魏时期的献赋作者和对象，都是在汉末的政治和文学空气中成长起来的，其献赋活动可以说是对汉代献赋传统的很自然的延续。如陈琳是建安时期重要的献赋作者，建安十二年向曹操献《神武赋》，后来又受曹丕之命作《迷迭赋》、《玛瑙勒赋》、《柳赋》等。但此前在袁绍军中时，早在建安三年，就有《武军赋》之作以献袁绍。曹氏父子都是建安时献赋活动的重要组织者，同时曹丕和曹植也是重要的献赋作者。以曹丕为例，他不仅向曹操献赋，而且在未立为太子之前，还曾献赋给钟繇。这都表明，建安时代的献赋风气，不仅仅受益于曹氏父子的“笃好斯文”，从武帝时代一直延续下来的献赋传统也是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汉代献赋大致可分为两种情况，
一是臣下主动“奏赋”
二是臣下受诏或受命作赋
曹魏时期的献赋也可以大致分为这两类：臣下主动“奏赋”的，如邯郸淳“作《投壶赋》千余言，奏之，（曹）丕以为工，赐帛千匹”，卞兰献《赞述太子赋》，赞美曹丕的《典论》等著述（《全三国文》卷三十）；受命献赋的，如陈琳受五官中郎将曹丕之命献《玛瑙勒赋》，曹植受其母卞夫人之命作《寡妇赋》（《全三国文》卷十三）等。但由于曹氏父子都能作赋，所以在建安时出现了在上位者首倡与臣下共赋的情况，这在前代是没有过的。这种风气，最早是由曹操开创的。建安十一年，曹操北征乌桓，作《沧海赋》，曹丕集中亦有《沧海赋》（《全三国文》卷四），显然是一时之作。这应该是建安时期君臣共赋的开始。建安十七年春，曹操游西园，命曹丕兄弟共赋，丕《登台赋》（《全三国文》卷四）尚存。挚虞《文章流别论》回忆建安中献赋的盛况：“建安中，魏文帝从武帝出猎，赋，命陈琳、王粲、应瑒、刘桢并作。琳为《武猎》、粲为《羽猎》、玚为《西狩》、桢为《大阅》。凡此各有所长，粲其最也。”此外曹丕作《寡妇赋》，令王粲并作；作《玛瑙勒赋》，令陈琳、王粲并作；作《槐赋》，命王粲同赋；临淄侯曹植作《孔雀赋》令杨修共作等，都属此类。曹丕篡位建魏之后，太和六年诏卞兰、缪袭等人作《许昌宫赋》。曹操、曹丕、曹植以重臣、帝王和王子的身份与臣下共赋，这对于献赋这一传统是一个强有力的刺激，让它在新的时代焕发出前所未有的生机与活力。
这种带有竞赛性质的献赋活动，是文学的自觉在献赋这一特殊的文学生态上的表现。同时它也成为一种新的传统，为后代帝王及其身边的文人所效仿。魏明帝曹叡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他自言“于赋诔特不闲”（《诏陈王植》），但也能写作辞赋，有《游魂赋》（《全三国文》卷九）尚存。明帝也喜诏令臣下为赋，曾命人作《景福殿赋》，何晏、缪袭、韦诞、夏侯惠同作。刘劭是明帝朝最重要的赋家，其所奏献，不但有《嘉瑞赋》、《龙瑞赋》等颂美之作，还曾受诏献“许都、洛都赋。时外兴军旅，内营宫室，劭作二赋，皆讽谏焉。”无独有偶，何晏受诏所作《景福殿赋》，也是以讽谏明帝之大造宫室为旨的。受诏作赋而以讽谏为旨，这在整个献赋的历史上都是罕见的，却正表明了献赋这一体制在当时特有的活力。当然，这和明帝的喜好和提倡是分不开的。青龙元年，明帝有诏云：“扬州别驾何桢有文章才，试使作《许都赋》，成上不封，得令人见。”（《全三国文》卷九）同年改元青龙，缪袭奏献《青龙赋》（《全三国文》卷三十八）。足见明帝一代的献赋风气。此后高贵乡公曹髦临朝，其《原和逌等作诗稽留诏》自言“爱好文雅，广延诗赋，以知得失”（《全三国文》卷十一），朝臣钟会“植蒲萄于堂前，嘉而赋之。命荀勖并作”（《全三国文》卷二十五），亦可见当时风气。这种献赋活动一直延续到魏末，魏元帝曹奂景元四年，成公绥迁中书郎，“每与（张）华受诏并为诗赋”。则张华与成公绥在元帝朝的献赋之作当为不少，但大都已散佚，今存张华集中虽有辞赋数篇，但都非此时献赋之作。
曹魏时期的献赋活动是整个六朝献赋史上的一个高潮，随后的西晋初年活跃的献赋活动可以视作其余波。晋武帝朝去魏不远，献赋的活动还是比较活跃的，如泰始四年武帝藉田，潘岳献《藉田赋》以美其事；泰始八年，左芬受诏作《愁思赋》。但无论是献赋的潘岳（-）、左芬（？-），还是诏令左芬献赋的晋武帝，他们都是在曹魏末年的文学空气中成长起来的，所以其奏献活动，实可视作是曹魏献赋高潮的余波。左思写作《三都赋》，虽然实际上并未奏献给晋武帝，但也是在这种风气的影响下写作的，而且在具体的写法上参考了班固奏献光武帝的《二京赋》。贾谧在《三都赋》序中说赋“非苟尚辞而已，将以纽之王教，本乎劝戒也”，也不是一般地评论赋体，针对的其实是以《二京赋》为代表的这一类传统上用于奏献的京都大赋。像《三都赋》这样实际上受献赋传统的影响而创作、但事实上没有奏献或本就不准备奏献的作品，似乎可以算作一类，叫作模拟献赋。这类赋作甚多，兹不赘举。除史籍所载外，陆云集中的《南征赋》很可能也是一篇献赋之作。另外陆云在写给其兄陆机的信中提到，他写了一篇《讲武赋》，准备献给大将军。这些都是晋武帝朝二十六年间的献赋情况。继武帝之后嗣位的惠帝是个白痴，据史书记载，侍御史傅咸曾受诏作《明意赋》；此外皇太子司马遹曾令潘尼（约-约）作《鳖赋》，令陆机作《桑赋》。
东晋一百年间，是献赋的低潮期。史书见载的献赋仅寥寥数次，基本集中在东晋初年。元帝太兴元年，郭璞“奏《南郊赋》，中宗见赋嘉其才，以为著作佐郎”。可见献赋是文人炫露才华的重要手段，相较作诗，古人认为作赋、奏赋更能见著作之才。且赋本为润色鸿业而作，故作赋之才，更适合于王朝政治需要。概言之，较之诗，赋是与政治关系更为密切的文体。之后王廙奏《中兴赋》，以“宣扬盛美”。在该赋序中他还提到，曾受元帝之命作《白兔赋》，白兔是祥瑞，此赋亦当为颂美之作。晋安帝义熙十四年，谢灵运出使彭城，慰劳相国宋公刘裕，献《撰征赋》，“俾事运迁谢，托此不朽”。这已是晋宋之际了，两年以后刘裕篡晋，而且献赋的对象为刘裕，归到刘宋时期其实更合适。两晋献赋活动的低潮，其根本的原因在于皇权政治的衰落，缺少一个至高无上的皇权，以雅颂为基本性质的庙堂文学无所附丽，献赋也就无从谈起；另外，东晋的玄风大盛，文人普遍不重著述，更缺少创作大赋的热情，献赋活动无可避免地衰落了。
刘青海
湖南华容人。本科、硕士、博士皆就读于北京大学，毕业后任教于上海师范大学中文系，历任讲师、副教授、教授。现任职于北京语言大学中华文化研究院。曾在韩国江陵大学（）、香港岭南大学（、）讲学，香港大学（）访学。主要学术兼职有中国李白研究会理事、中国刘禹锡研究会理事、“诗词中国”传统诗词创作大赛专家评委、“中国诗词大会”题目策划专家等。文章选自网络，版权属于相关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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