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如何演义史家叙事与小说家讲史
三国故事国人几乎耳熟能详。从前，其传播途径主要是三国戏或饭后茶余的口传叙事。我这一代人读过《三国演义》的已不在少数（包括儿时阅读的小人书），现在读小说之外还有影视作品，还有年轻人喜欢的电玩《三国杀》之类。据说，现在有些年轻读者更热衷于寻踪溯源，从《三国志》和其他史著中去挖掘更多内容。这些形式各异的文本提供了许多自我复制和迭代变异的三国故事，足以构成一个巨大无比的叙事迷宫。
我很早就着迷于此。作为一个巨大的文化存在，它足以笼罩许多人的精神世界，它以令人喜闻乐见的叙事内容，将某种古老的意识形态植入你的心灵。小时候听长辈说，吕布好端端的毁在貂蝉手里，后来关大王月下斩貂蝉，就是要斩去祸根。那时还不大能理解“红颜祸水”的古训，只是在书里找来找去没发现关公跟貂蝉有何牵扯，心想这肯定不是全本。许多年后才知道，三国故事有许多小说之外的文本，每一种讲法都有它背后的话语支撑。
自王国维作《红楼梦评论》之后，人们对中国古典小说逐渐有了比较深入研究。但具体说到《三国演义》，说深说浅都是绕着说，譬如做文学史的不会忘记告诉你“尊刘抑曹”如何违背历史真实。历史不怎么强调人格与情感因素，如果说历史就是陈寿笔下的成王败寇，小说讲的却是不以胜败论英雄。按照小说的叙事逻辑，你会怀疑那种具有“合法化”功能的历史叙事，因为悲情和无奈之中有着某种精神诉求。小说里讲忠勇节义，讲“汉贼不两立”，过去尽被斥之“封建糟粕”，现在怕是又引为“传统美德”了（或既是糟粕又是美德，他们熟悉学术的辩证法），反正很少有人根据小说文本考察这套话语的伦理架构。
其实，五四一代文化人就不喜欢“忠勇节义”这套叙事话语。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的论述中，对《三国演义》评价明显偏低。钱玄同将之视如《说岳》一类，认为作者“文才笨拙”。胡适基于三国故事能使妇孺皆晓的事实，称其“魔力”不小，却也以为文学价值不高，将之归入“二流以下”（《再寄陈独秀答钱玄同》）。不过就当日情形而言，自亦不必苛责前贤，那时候他们亟欲鼓吹文学改良（或是革命），寄希望于新文学，对此不遑细辨。
我最早的一篇学术文章是《曹操形象的研究方法》，是我的大学毕业论文，一九八二年发表于《文学评论》。文章主要论证不能以评价历史人物的标准评价文学人物，当时有些学者要维护七十年代“评法批儒”给曹操指定的政治形象，究诘小说（毛本）如何歪曲了曹操。我觉得小说里的曹操符合其角色定义，是书中塑造最好的艺术形象，我藉此论证文学的自身规律，是从艺术和审美角度立论。八十年代初期，文学理论与批评亟欲摆脱政治束缚，对文学本体的
转载请注明：http://www.lojkk.com/wacs/10141.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