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点推送早期反乌托邦小说的人性异化

点击“蓝字” 　　早期反乌托邦小说主要是指19世纪初到20世纪初的反乌托邦作品。这是反乌托邦小说创作的初始阶段，也是反乌托邦小说现代性反思与批判创作主题的初步形成阶段。后世反乌托邦小说所关涉的各个侧面的文学主题，在这一阶段均已初露端倪。这一阶段最重要的作品包括玛丽·雪莱（MaryShelly）的《弗兰肯斯坦》（Frankenstein，）、萨缪尔·巴特勒（SamuelButler）的《埃瑞璜》（Erewhon，）、H.G.威尔斯（H.G.Wells）的《时间机器》（TheTimeMachine，）、《莫罗博士的岛》（TheIslandofDr.Moreau，）、《隐身人》（TheInvisibleMan，）、瓦·勃留索夫（БрюсовВалерийЯковлевич）的《南十字星共和国》（）、E.M.福斯特（E.M.Forster）的《机器停转》（TheMachineStops，）等等。这些作品通常被视为早期的科幻小说，《弗兰肯斯坦》更是被视为西方近代的第一部科幻小说。如果从现代性批判的维度看，则这些作品又都表现着明确的现代性反思色彩，从科技伦理、人性异化及隐含的极权统治倾向等不同侧面表达了对现代性进程的忧思，体现出一种带有鲜明时代特色的反乌托邦精神，是反乌托邦精神的早期表达。

　　在早期反乌托邦小说中，后世文学创作常见的“异化”主题已经成为作家们 　　早期反乌托邦小说的人的异化现象首先体现在一些作品的主人公身上：《弗兰肯斯坦》中的科学家弗兰肯斯坦（Frankenstein）、《莫罗博士的岛》中的科学家莫罗（Dr.Moreau）、《隐身人》中的科学家格里芬（Griffin）。他们大概可以归属于19世纪在科学技术与进步主义影响下心理趋于变异的科学家形象，同时也是后世反乌托邦小说、各种科幻小说及影视作品中常见的“科技狂人”、“科学怪人”形象的“先驱”。这些人有着科学家的共同特质，都有着对于科学技术的狂热的喜爱，都试图探索自然、世界、宇宙、生命的奥秘，都有着发现规律、勇于探索、进取创造的奋斗精神，都希望通过自己的研究或实验对世界做出改变。以科学技术为表征的理性精神成为鼓舞他们前行的核心力量。但是，他们的理性精神又都是存在着致命缺陷的、不健全的，启蒙理性自身的矛盾性在他们的精神层面有着充分的展现。在他们的理性精神中，缺少基本的人文关怀维度，缺少合理的生命伦理观念的支撑，缺少辩证的价值理性判断机制，因而在他们追逐达到自己的研究目的、实现自己的研究目标的过程中，往往存在着出发点错误、研究目的险恶、研究目标荒诞而研究结果难以控制等贯穿全过程的问题，从而导致其理性精神完全呈现为一种包含了自私取向和狂人意志的工具理性：弗兰肯斯坦因为“发现了创造生命的奥秘”而将自己视为造物主，莫罗博士同样以造物主的姿态肆意对动物进行活体解剖改造以制造他想象中的理性的兽人，格里芬则因为自己发明了隐身术而妄想通过建立恐怖统治征服全世界——“所有的反抗者统统要处死，维护反抗者的人也一律杀光”[1]（P）——正如格里芬的朋友肯普所说，此时的格里芬“失去了人性，极端自私，只顾个人的利益和安危”，已经“疯了”[1]（P）。实际上，身处自己的创造狂想中的弗兰肯斯坦、莫罗博士都是这种疯狂的非理性状态。正是这种非理性状态，导致他们那疯狂的科学研究与实验最终与人类对于科技的需求与希望完全背道而驰。从这个意义上说，早期反乌托邦小说对于人性异化的表现，首先就体现在这些变异成“科学狂人”的科学家身上。

　　早期反乌托邦小说中人的异化更为典型的表现是诸多作品中所呈现的群体性变异。在《时间机器》《机器停转》《南十字星共和国》等作品中，都以不同的形式和不同的意义指向，展现了以群体异化为表征的人的异化状态：或者如《时间机器》所展现的人的“退化”，或者如《机器停转》所展现的人对机器的依赖和机器对人的统治，或者如《南十字星共和国》所展现的极权专制下在人群中普遍传染的“矛盾躁狂症”，从而初步呈现了反乌托邦小说指向现代科技与现代政治的现代性批判的主题命意与叙事伦理。

二

　　威尔斯（H.G.Wells）的《时间机器》（TheTimeMachine，）中所呈现的人的异化状态，实际上表现为一种人类“进化”到非人状态的“退化”。威尔斯曾是进化论重要代表赫胥黎（ThomasHenryHuxley）的学生，但他并不像那些进化论的大师们那样对未来充满乐观的期待。达尔文（CharlesRobertDarwin）曾说：“展望未来的世代，没有什么原因可以使我们发生杞人之忧，认为这些社会性本能会趋于衰退。反之，我们可以指望，良好而合乎道德的一些习惯会变得越来越坚强、巩固，甚至有可能通过遗传而变得固定下来。到此，高级的冲动与低级的冲动之间的斗争也将不那么尖锐，而德行之美德将取得最后的胜利。”[2]（P~）这恰表明刘易斯·曼弗德（LewisMumford）所说：“19世纪蕴藏着令人振奋的乐观主义，强健的社会进取心。”[3]（P1）

　　可惜的是，达尔文那种乐观主义在后来的历史发展中一再被证明有其难以否认的盲目性。虽然从生物进化的角度来说，物种由低级到高级的进化可以描述出一条相对清晰的线索，但实际上这种进化又往往伴随着某种退化，就像当今时代的人类可依赖的物质性、技术性事物尤其是机械手段越来越多时，人的肢体、器官的某些机能实际上在退化，人的行走、奔跑、攀援、野外生存等能力已经十分弱化，抽象思维与抽象理论的发展也使人渐渐失去了人类童年时代的那种强旺的想象力与形象思维能力。威尔斯对于进化的理论也持有明显的怀疑态度，这从他的作品所展现的诸多科技进步所带来的问题与威胁中即可获得清楚的把握。因此，《时间机器》作为他名垂后世的第一部作品，并未展现那种由科学技术进步所带来的乐观主义的未来图景，反而以一种阴郁的格调展现了人类未来的恐怖前景。

　　这个恐怖前景是以一次超越寻常想象的“时间旅行”（timetravel）所展示的。小说中的“时间旅行者”（thetimetraveler）以高超的技艺制造了可以穿越时空的“时间机器”，他驾驭着这部机器穿过时光隧道，来到了公元年的未来世界。这个未来世界看上去很美，但生活在这个世界的两种人都已经退化到了非人的状态。埃洛伊人（Eloi）虽然还保持着人的形态，但身高只有四英尺，“长着清一色的齐颈鬈发，脸部光洁，不见半根毛发，耳朵出奇地小，小嘴唇薄而红润，下巴又尖又小，眼睛大而温柔”，男女性别的差异几乎消失，智力只相当于时间旅行者那里的5岁的儿童，语言也变得过于简单。这些人对任何事情都缺乏兴趣，追求艺术的冲动也消失了。一切都失去了动力，世界成了一个花园，人们再不用辛勤劳作，所有给人带来威胁的东西诸如疾病、战争、自然灾害、社会矛盾都消失了，再也没有奋斗与进步的需求，“人间天堂”、“太平盛世”似乎已经形成，历史在他们这里似乎已经终结了。

　　但是，在时间旅行者看来，他来到的是人类的衰亡期，到处看似是富丽堂皇的宫殿，实际上却破败不堪、一片凋零[4]（P26~37）。埃洛伊人看似已经取得了“完美的胜利”，实际上已经退化为几乎无知无识的动物状态，总是生活在某种恐惧之中。这种恐惧从何而来？时间旅行者终于发现，他所看到的完美的世界实际上只是一部分，还有另外一部分人类的子孙生活在深深的地下空间。在地下的各种工厂里，生活着终年不见天日、由底层的劳动阶级和穷人“进化”而来的莫洛克人（Morlocks），他们与地上的由贵族阶级和富人“进化”而来的埃洛伊人达成了一种永久的平衡。长期的地下生活使莫洛克人几乎丧失了人的形象，成了“通体是单调的白色，暗红的眼睛大而奇怪，头和背部长者淡黄色的毛”的苍白、猥琐、面目可憎的“小怪物”。时间旅行者发现，“莫洛克人保留了被奴役的习惯，仍给埃洛伊人提供衣服，满足他们的生活需要。莫洛克人干这些事已经习以为常，就像马用蹄子刨地，人类喜欢猎杀动物一样。”[4]（P65）但是，过去贵族阶级、富人统治、压迫底层劳动阶级、穷人“这个古老秩序已经被颠覆了一部分”，那些被剥夺了享受安逸生活和明媚阳光权力的莫洛克人在几千代人以后发动了反击，开始以已经变得无力而低能的埃洛伊人为食物，“这些埃洛伊人只不过是一群肥牛，由生活在地下的莫洛克人放养，随时供宰杀食用”。在时间旅行者看来，“莫洛克人比外面三四千年前的食人祖先更无人性、更麻木。吃人成了一件寻常事，无需遭受内心的折磨”[4]（P70）——经过八十多万年的发展进步，人类竟然“进化”成了凶残的吃人者和懦弱的被吃者。时间旅行者由此不禁感叹：“想到人类的智慧之梦如此短暂，我感到无比悲哀。这个梦已经自取灭亡了。”[4]（P88）

　　这种以退化为结果的“进化”过程的确引人深思。时间旅行者认为，当那种人们世代梦想的未来美好社会——安逸、舒适、优裕、安全、永恒、一切社会问题都已经圆满解决的美好社会到来时，人的聪明才智也将丧失殆尽，最终异化为非人。这种对于退化的担忧并非没有充分的现实依据。因为在19世纪的欧洲，工业革命在各国相继完成，科学技术飞速发展，人们在社会生活日新月异的变化的同时，逐渐体验到那种由进步带来的越来越多的社会问题——政治动荡、信仰缺失、贫富极端分化、道德败坏、人受到不断发展的物质的挤压……人们不禁会追问：这是进步，还是退步？隆纳·莱特（RonaldWright）曾说：“文明是一项实验，在人类史上是一种新颖的生活方式，而且它还有个癖好——很爱走入我所说的‘进步的陷阱’中。”[5]（P）威尔斯在《时间机器》所表达的，正是这种陷于“进步的陷阱”的忧虑。

三

　　同样的退化主题在E.M.福斯特（E.M.Forster）的《机器停转》（TheMachineStops，）中也得到了充分的表达。在《机器停转》的末尾，维持地下城市的人民生存的大机器系统彻底停转了，濒于灭绝的人类在哭泣中开始有所醒悟：

他们在为全人类哭泣，而不是为自己。他们不能接受这竟会是末日。在周围完全静下来之前，他们的心扉已敞开，他们知道了地球上什么是重要的。人类是一切生物中的花朵、一切可见的生灵中最高尚的生灵；人曾经按照自己的形象塑造神，曾经把自己的力量反映在星座之中；现在，美丽赤裸的人被自己编织的衣服所窒息，正在消亡。一个世纪又一个世纪，人一直拼命地劳动，现在竟然得到这样的回报……几个世纪以来，人们错误地排斥肌肉和神经以及赖以感知的五官，还大谈“进化”加以粉饰，直到身体变成白色浆糊，思想的器官也黯然失色，曾经掌握星宿奥秘的灵魂在做最后的悸动……[6]（P）

《机器停转》中最后的人类灭绝，其根源在于当人越来越依赖于机器才能生存的时候，人已经产生了严重的退化和异化。在深藏于地下的城市里，每一个人都生活在自己那种蜂房一样、有着召唤衣服、食物、音乐、医药等的各种按钮的六角形小屋里，既离群索居、与世隔绝，又通过城市机器的各种管道与周围世界相联系。人们的生活变得极端单调乏味而有规律：“她把房间调暗并睡觉；她醒来时又把房间调亮；她吃饭并和朋友们交流思想，她听音乐，听讲座；她把屋子调暗并睡觉……”[6]（P）——这就是小说中的女主人公瓦什蒂的日常生活。人与人之间的亲情、爱情、友情近乎消失，连“互相触摸”都成了一种消失了的“风俗”，甚至“怀着一种几乎是生理的厌恶互相躲避”。人们不再旅行，“很少挪动身体，一切骚动不安都集中在灵魂里”。每个人都是那样的虚弱无力，因为身体强壮者从一出生就被杀死了，因为他们认为“让一个擅长运动的人活下去并不是真正的善心；他只能过机器允许他过的生活”，因而“在世界的黎明，我们的体弱者必须被扔到塔依耶托斯峰①上；在世界的黄昏，我们的健壮者将忍受安乐死，这样机器才可能进步，这样机器才可能永远进步”[6]（P）。

　　正如小说的叙事者所作的评论，人类由于“渴望舒适”已经把手伸得过长了，他们过度使用了大自然的丰富资源，过于自负而走向堕落，所谓的“进步”仅仅意味着机器的进步，而人自身却在机器的进步中日益退化——无论是身体的机能，还是思想与情感，都全面退化了。小说中唯一的清醒者库诺最后终于明白了，在这个世界上，唯一真正活着的只是机器。人创造了机器，让它按照人的意旨办事，却被机器夺走了他们的空间感和触觉，模糊了一切人际关系，并把爱情缩小为肉体动作，使得人身体瘫痪、意志瘫痪，最终人不得不反过来崇拜机器并完全依赖于机器而生存。当机器逐渐出现各种故障、问题并停止运转、全世界的联络系统完全垮掉时，束手无策的人们除了拼命地向各自的《机器之书》祈祷外只能坐以待毙。——生活在地下城市的地球人随着他们的机器城市的彻底毁灭而灭亡了。所幸地球的表面还留存着一些“无家可归”者，他们是机器生活的反对者、被驱逐者，他们被驱逐到地球表面“无家可归”，但他们才是真正生活在自然之中的正常的人类。

四

　　与《时间机器》和《机器停转》不同，瓦·勃留索夫（ВалерийЯковлевич）的《南十字星共和国》描述了在极权统治下人的另一种异化状态——疯狂。勃留索夫是俄罗斯白银时代诗歌文化的主要代表之一，俄国象征主义的领袖[7]，他的《南十字星共和国》被誉为“20世纪首篇反乌托邦小说”[8]。这篇通常被归入象征主义小说的作品属于作者自己所说的那种“写情境的短篇小说”。“写情境”主要是写那种思想意识情感处于危机状态的、非正常的或“超常”的情境，是小说家勃留索夫最为倾心的一种写作模式。《南十字星共和国》不注重人物性格的塑造，而是以一种新闻报道的文体样式，生动而全面地展现了一个极权统治下人性变异、“精神失常症”普遍流行的混乱图景。

　　南十字星共和国是位于南极地区的一个未来国家，也是一个貌似民主、幸福的未来乌托邦。但就是在这样的乌托邦中，却出现了看似前所未有、实际上在人类历史的不同阶段、不同国家、不同程度地出现过的一种罕见精神疾病：“矛盾躁狂症”，简称“矛盾病”。这种病的病人们“总是自己与自己的愿望相矛盾，他们想要一样东西，却说着和作着另一样东西”[9]（P）。其最初的表现主要是失语症，比如患者本想说“是的”，却说出“不是”；本想说几句温柔的话，却把交谈者臭骂一顿；本想往左转，却转向了右边；本想把礼帽往上推推，好看的清楚些，却把它低低地拉到眼睛上……随着病情的发展，这些“矛盾”充斥了病人的整个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表现为各种各样的病症。病人们在病情逐渐加重时痛苦不堪又无能为力，意识到自己缺乏理智却又不能自控，以致于许多病人在狂怒或痛苦中选择自杀。这种难以控制和康复的疾病最初发病者不到总人数的百分之二，到这一年的五月份却激增到百分之二十五，并在随后的几个月里比例持续增大，到了八月份留在首都星城里的所有人几乎都患上了这种精神失常症。因为这些疾病的流行，一些可笑的事情也陆续发生了，比如发病的地铁售票员不收乘客的票钱，反倒付给他们钱；负责指挥街道交通的警察在一整天里把交通秩序弄得一塌糊涂；经过患病的校对员校对的报纸上到处都是荒唐可笑的话，等等。但可怕的是另一些性质的病症，比如患有“矛盾症”的医生给病人开出致命的药品导致患者死亡；市幼儿园的阿姨在“矛盾症”发作时割断了四十一个孩子的喉咙；两名警察推出一门速射榴弹炮把霰弹劈头盖脸地射向正在悠闲散步的人们导致死伤五十人，等等。

　　在叙述这些事件时，作者采用了不动声色的新闻笔法，甚至使用了一些数字统计以增强其真实性，却遮掩不住这些“情境”本身所透露出的混乱和恐怖。传染病击倒了男女老幼、正在工作和正在度假的人、有自制力的人和放荡的人，“很快地整个社会笼罩着一片对前所未有的巨大灾难不可遏止、不由自主的黑暗和恐怖”[9]（P）。极度的恐慌导致了全城大逃亡，所有的人，包括军人、警察、机关职员、医生护士等等，“逃跑的企望成为一种狂症，所有的人只要能跑的都跑了”。在一片可怕的混乱中，这个共和国陷入了罪恶横行、道德沦丧、不可控制的无政府状态，首都星城乃至整个国家变成了一个庞大的疯人院，最终走向全面崩溃。

　　有学者认为，勃留索夫在《南十字星共和国》中通过一个国家的悲剧命运的叙述，“呈现出人的‘生理—心理’结构被扭曲处于‘畸形’状态时，通过人的‘意识—思想’形态，而释放出来的巨大社会能量。小说中所幻想的那种‘矛盾嗜好病’，本来是人的意识受压抑、心理受挫折而生成的一种生理病症，它表现为那种丧失理智后的人身上的一种惊人的偏执狂”，这是一种“反常的心理情结”[9]（P）。尽管这篇小说从象征主义的层面上分析包含着作者对于俄国革命的诸多思考和他本人对于革命的双重性的矛盾态度，但我们应该看到，这种“反常的心理情结”更多地来自外部社会政治及政治文化的阻滞与重压，反映了极权政治统治之下所可能出现的人性趋于疯狂的可怕异化。

相对于20世纪反乌托邦小说创作的盛期而言，早期反乌托邦小说关于人的异化状态的描述尚处于“初级阶段”。这一方面是因为这时期的反乌托邦小说写作更多地采用的是那种体现着浪漫主义、现代主义影响的写作模式，更注重“情境”展现，缺少后来的反乌托邦小说通过人物命运与性格的刻画所展现的那种带有现实主义特质的深刻程度；另一方面也是因为那种更为深刻的人性异化的描写尚缺乏更坚实的现实基础，19世纪到20世纪初毕竟仍然是西方资本主义的上升期，各种社会矛盾与社会问题的凸显尚未达到它的高峰阶段，人性的黑暗与异化尚未像两次世界大战、德国法西斯上台、希特勒实行极权主义统治等所导致的极端状态，因而这些作品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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