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曹操评价谈毛泽东读史

年春，夏如秋在安徽

夏如秋《皖游札记》亳州篇30

从曹操评价谈毛泽东读史

涡河由河南向东流淌，进入安徽的第一个重镇，便是有名的亳州。亳州之有名，是因为这里出现了几个重量级历史人物，如老子、庄子、张良、华佗、曹操、花木兰……仔细说来，亳州的人文古迹由于年代久远，损毁严重，存留至今多是后人建造的纪念园之类的仿古建筑，价值不大。

倒是亳州城内的曹操遗迹给人印象深刻：40多座曹氏宗族墓群，遍布老城东南5平方公里范围内，出土文物也相当可观；年发现的曹操地下运兵道总长多米，设计精巧，规模宏大，穿行其间如入历史隧道。

曹操事迹，历代多有述评，加之后来小说戏剧的渲染，更是家喻户晓。年后，因为毛泽东酷爱读史，对曹操有不少点评，于是在20世纪50年代和70年代，兴起了两次“曹操热”。在毛泽东思想光辉的照耀下，曹操非常荣幸地成为一个“亮点”。

从毛泽东身上，我们可以看到来自曹操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学和处事风格等多方面的影响。由此出发，审视毛泽东读史的特点、历史观点的形成与新中国的政治走向，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

新中国成立后是毛泽东一生中读史最勤奋、最系统的时期，留下的史评也最多。但我们必须注意到两点：其一，他对同事、朋友虽有点滴温馨的一面，却在总体上淋漓尽致地展现了人性中最不好的一面，喜好“阳谋”的个人品质受到怀疑；其二，他在史评中虽不乏正确见解，但在现实政治中反其道而行之，从20世纪50年代起，推出一系列给中国人民带来深重灾难的弊政。每到一个历史十字路口，他都利用战争年代积累的个人权威，同时引经据典，执意作出最坏的决策。当个人权威压不住时，他便接受和制造个人崇拜，“阳谋”与阴谋并举，不达目的誓不罢休。

一

年，毛泽东在延安枣园窑洞里写作

无论作为一个普通人，还是作为一个大国领导人，毛泽东勤于读书有口皆碑。他对于书籍的酷爱，确实非常罕见。拥有的藏书量，也不亚于一个学者。他在中南海故居菊香书屋的书橱里、木床上，摆满了政治、历史、文学、哲学等各类书籍，以备随时翻阅。

与中国共产党其他早期领袖如陈独秀、瞿秋白、王明等人相比，毛泽东家庭经济条件要差些，启蒙教育相对较晚，学习也不系统。幼年时断断续续读过几年私塾，17岁才上东山高小，20岁入湖南第一师范。但他也有自己的优点：读书非常勤奋，针对性强，特别注意将读书与实际相结合。到延安后开始系统学习，对指导中国革命产生了巨大作用。新中国成立后仍手不释卷，但此时他已深居简出，脱离实际，读书走向务虚。

毛泽东对曹操的兴趣，起源于对曹氏文学作品的喜爱。他说：“曹操的文章诗词，极为本色，直抒胸臆，豁达通脱，应当学习。”年，他到北戴河度假，写下了著名的《浪淘沙·北戴河》。与曹诗相比，少了些悲凉，多了些雄浑，是难得的好词。可能是爱屋及乌，他详细研读了陈寿撰写、裴松之作注的《三国志》。后来他说：

曹操统一北方，创立魏国……他改革了东汉的许多恶政，抑制豪强，发展生产，实行屯田制，还督促开荒，推行法制，提倡节俭，使遭受大破坏的社会开始稳定、恢复、发展。这些难道不该肯定？难道不是了不起？说曹操是白脸奸臣，书上这么写，剧里这么演，老百姓这么说，那是封建正统观念制造的冤案。还有那些反动士族，他们是封建文化的垄断者，他们写东西就是维护封建正统。这个案要翻。

老人家略带感情色彩的这些议论，大体符合实际，立即得到史学界响应。郭沫若年写了《替曹操翻案》等文章，随后又推出历史剧《蔡文姬》，高度评价曹操的历史功绩。历史学家翦伯赞也发表了《应该为曹操恢复名誉》。在短短不到半年时间里，全国共有多篇关于曹操的学术文章面世，声势浩大。但当时全国范围的大饥荒已经开始，使这场“学术争鸣”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大打折扣。

从纯学术来看，这场争鸣实际上没有太多新意，因为最高领袖发了话，大家有意无意跟风而已。从曹操在世时起，到毛泽东发话为止，虽然南宋朱熹以下的理学家贬斥曹操，《三国演义》等小说戏剧丑化曹操，但源远流长的中国史学从来没有否定过曹操的能力和在历史上的作用。曹操年轻时，许劭就称他是“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此话褒贬相间，曹操听后大喜而去。曹操死后不久，陈寿也说他是“非常之人，超世之杰”。随后陆机、刘知己、司马光、洪迈、王夫之等史家都给了曹操较为公正客观的评价。年胡适在谈到曹操时，也表达了不能以艺术评价代替历史评价的观点。年，鲁迅在广州作题为《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的专题演讲，从政治形势、思想文化、社会风气、写史风格各方面梳理“曹操评价史”，视点独特，对曹操总体评价非常高。由此可见，毛泽东只不过重复了古人及鲁迅的观点罢了，谈不上“翻案”。在20世纪70年代的“评法批儒”运动中，曹操又被塑造成法家代表，这一次的“曹操热”已没有任何学术性可言。

毛泽东喜欢读史，博览群书，但博而不精，杂而无序。他没有受过严格的史学培训，也没有撰写过专门的史学著作或文章。他喜欢评论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其史论往往在会议上即兴发挥，或在与人交谈时简短论及，常常兴之所起，论之所至，随意性很大。通观毛泽东的史论，实际上并没有体现出多少学术水平。对曹操、朱元璋、海瑞、李自成、曾国藩等历史人物的评价大抵如此，除秦始皇外，毛泽东没有自己的独特评论。而一些“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立刻“奉旨”行事，对毛的“杂议”加以阐述发挥、拔高。风向一变，他们也就死无葬身之地了。

二

年9月，毛泽东给范文澜的书信，对范后来的史学研究有很大的负面影响

毛泽东读史，存在一个显著矛盾：他极力欣赏的历史人物，一旦在现实生活中出现时，他便给予无情打击，并实行广泛株连。他所赞美的历史上的善政，在现实生活中一概摒弃不用；他所抨击的历史上的恶政，在现实生活中基本上全部照搬。反其道而行之的做法，使其读史不免具有叶公好龙之嫌。

贾谊是西汉初年杰出的政论家。针对秦末暴政，他写下了著名的《过秦论》，提醒封建统治者不能滥用民力、压榨过度。针对汉文帝时代“天下已安已治矣”的歌功颂德风气，他深感忧虑，认为“非愚则谀”，为此写下《治安策》，为国家的长治久安提出中肯建议。毛泽东欣赏贾谊的胆识和才能，也同情贾谊的遭遇。他称赞贾谊说：“《治安策》一文是西汉一代最好的政论。”“全文切中当时事理，有一种颇好的气氛，值得一读。”

对梁武帝时代的陈庆之、韦睿，汉武帝时代的赵充国，曹魏时代的郭嘉，武则天时代的姚崇、宋景、徐有功、朱敬则，明代的海瑞等良臣，毛泽东也多有批注，对他们勇于直言、勇于任事的品格倍加赞扬。但遗憾的是，当现实生活中的“良臣”就一些政治、经济问题，向毛泽东委婉或直率地表示不同意见时，他便罗织种种罪名，予以冷嘲热讽和无情打击。党外民主人士不必细说，仅中共党内就有邓子恢、彭德怀、张闻天、王稼祥、刘少奇、邓小平、陶铸等。

更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年6月3日，正是中共“九大”召开不久，毛泽东通过非正常方式，将刘少奇等从中央到地方一大批党内务实派无情清洗，亲小人远“良臣”达到登峰造极之际，他又一次翻开史书，读到《南史·陈庆之传》时，充满深情地写下批注：“再读此传，为之神往。”

毛泽东对曹操的评价也存在这个矛盾。曹操在政治上纵横捭阖、善于权谋，以及诗词文章，毛泽东全面继承，且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但就毛泽东对曹操历史功绩的肯定来说，主要并不在权谋和文笔，而在下面两点：一是革除汉末恶政，二是发展中原经济。恰好在这两方面，毛泽东明显不如曹操。汉末恶政，如诸葛亮在其《出师表》中所言“远贤臣亲小人”，导致朝政腐败、民不聊生，与毛泽东晚年的情形大体相当。曹操努力革除的，毛泽东全部继承了。曹操发展中原经济最主要的措施是打击豪强势力，将农业劳动力从豪强地主手中解放出来成为自耕农，从而提高农民生产积极性，最终增加了国家财政收入。毛泽东有“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的紧迫感，唯恐经济发展太慢，于是他在城市强行消灭私有工商业，在农村成立人民公社，急功近利，竭泽而渔，以国家权力剥夺农民最基本的口粮，剥夺工人最基本的福利，从而使国家政权成为事实上的“豪强势力”。这种做法违反经济规律，也违反人性，其结果必然造成经济形势长期恶化。“大跃进”失败和随后的三年大饥荒，毛泽东很清楚地认识到，他已经没有能力领导中国的经济建设了，但他一不认错，二不放权。以刘少奇为首的党内务实派，只能在维持毛泽东建立的城乡经济体制框架内，实施有限调整。年初的七千人会议，刘少奇“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的说法引起与会者共鸣。就刘少奇而言，仍在会议上维护毛泽东威信。就毛泽东而言，却感到面临失去权力的危险。违心承担责任后，毛泽东人性中早已存在的不好的一面占了上风。于是他另辟路径，从刘少奇、邓小平不太注意的文化方面入手攻击“政敌”，再一次将中国推入苦难的深渊。

就维护自己的权力而言，毛泽东成功了。就中共的政权基础而言，毛泽东失败了。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完全是为了维护自己权力而想像出来的一个借口，没有任何理论基础。毛泽东也很清楚这么做的严重后果，但他顾不得那么多。在他心中，自己生前的权力第一，中共利益第二，国家利益只能排在第三了，至于人民利益，他似乎从来就不在意。晚年毛泽东，出尔反尔，敏感多疑，言而无信，好走极端。林彪事件的产生，主要是由于毛的逼迫，也出于自保。林彪是军人，他不愿像刘少奇那样束手就擒。

林彪事件，使毛泽东开始一生中难得的反思。对林彪集团的人，他一个不杀，也没有进行残酷的政治迫害和广泛的株连。宽容、妥协、退让，使毛泽东最后五年内人性中好的一面有所恢复。就连邓小平否定”文化大革命”的“右倾翻案风”，他也一忍再忍，甚至有点乞求邓小平出面肯定“文化大革命”七分成绩、三分错误，然后将最高权力交给邓小平的意思。被邓小平拒绝后，毛泽东虽然撤销其职务，依然保留党籍，为邓小平的再次复出留下伏笔。年毛泽东执政中国时，意气风发，举国欢呼，一片生机。年他临终时，孤独无助，举国迷茫，一片萧条。亿万中国人例行公事办完他老人家的丧事，欢呼着去迎接一个新时代的到来。与秦始皇、梁武帝、唐玄宗等雄才大略而晚节不保的人相比，到目前为止，毛泽东的结局不算太坏。他的巨幅画像，仍然挂在天安门城楼上。

很难想象，如果毛泽东时代的中共辖地，与国民党政权不是隔着宽阔的台湾海峡，而是像魏、蜀、吴三国时代那样，只是相隔一条河或一座山，中国的政治形势会发生怎样的变化。

三

年11月16日，毛泽东接见北京大学副校长、著名历史学家翦伯赞等文化界人士

尽管毛泽东的历史知识略嫌杂碎，博而不精，谈不上什么学术水平，也不善于以史为鉴，从历史中学习好的东西，但并不妨碍他有自己的历史观，更不妨碍他对历史观的坚持和自信。

早在延安时期撰写的《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中，他就斩钉截铁作出一个重大论断：

中国历史上的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的规模之大，是世界历史上所仅见的。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只有这种农民的阶级斗争、农民的起义和农民的战争，才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

毛泽东本意，可能是为了说明中共领导的以农民为主力的革命的合理性和正当性。但这个论断显得过于匆忙，不仅缺乏史料和史实的支撑，而且与马克思的基本观点有较大的不同。马克思虽然强调阶级斗争的重要地位，但认为生产力的提高和生产方式的改变，才是推动历史前进的根本动力。

毛泽东这个重大论断过于武断，就方法论而言是典型的“以论带史”、“重论轻史”。以后他又提出：“阶级斗争，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级消灭了，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几千年的文明史。”从而形成了极端的“阶级斗争史观”。

夺取全国政权后，民国时期成名的历史学家，只能在这个框架内研究、解释和撰写历史。他们要么紧跟形势如郭沫若、范文澜等，要么把自己过去的论著骂得狗血喷头如陈垣等，只有陈寅恪表示决不遵奉马克思主义观点，并对毛的“史论”始终保持沉默。

马、恩、列、斯的“史论”，与毛泽东难免有不完全一致的地方。这很好办，一致的引用，不一致的则不引用，或强调中国的特殊性，或称之为“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总而言之，毛泽东的观点和史论完全正确。在这方面，范文澜最为卖力。延安时期他的《中国通史简编》和新中国成立后的《中国近代史》，以“马克思主义”的名义，对毛泽东史观进行具体阐述。毛泽东赞扬农民起义，他就痛骂曾国藩，写了《汉奸刽子手曾国藩的一生》，对太平天国胡乱吹捧一气。他理直气壮地说：“学术一定要为政治服务。”他被誉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权威，实则是依附于权力的封建思想浓厚的御用学者。郭沫若要聪明些，他一方面贬斥和修改自己以前的著作，一方面在自己与毛泽东的共同点上做文章。早在抗战时期，他在重庆读了毛泽东的一些史论，写作了著名的《甲申三百年祭》，对中共领导的革命不乏真诚和善意，毛泽东将其印发给全党作为整风文件。毛泽东要为曹操“翻案”，他全力配合，史学论文与文学作品一齐发表。毛泽东喜欢李白，他便写作《李白与杜甫》，证明李白的诗作确实比杜甫要好些。当然他也得到不错的回报，被誉为革命文化继鲁迅之后的又一面旗帜。也许他内心并不同意毛泽东的“阶级斗争史观”，所以始终不在农民起义和阶级斗争这个问题上做文章。毛泽东曾致信郭沫若：“倘能经过大手笔写一篇太平军经验，会是很有益的。”郭也认真收集了许多资料，很多年过去了，他至死没有写出一个字。他的“抗旨不遵”是否可以理解为，他看了这些资料后，觉得太平天国实在没有什么值得赞扬的？

范文澜、郭沫若、翦伯赞是毛泽东时代公认的三大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其中以翦伯赞的命运最为悲惨。年在经历了无数次批斗仍无法过关之后，夫妻俩枯坐无语，双双自杀。即使按照中共官方最严格的标准，他在治学道路上体现出的学识、史识、胆识，表明他是唯一经得起时间检验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他的死，在于他太认真，敢于说破“皇帝的新衣”。

翦伯赞20世纪30年代就以马克思主义思想指导史学研究，年加入中共，著有《历史哲学教程》和《中国史纲》等。新中国成立后任北京大学历史系主任和北大副校长，积极参与对胡适学术思想的清算，反右时对向达、雷海宗的批判言辞激烈、火力很猛。但史学界日益突出的“以论带史”现象引起他的警惕，他应该知道这与毛泽东有关。年在支持了毛泽东为曹操“翻案”的主张后，他连续发表《目前历史教学中的几个问题》、《对处理若干历史问题的初步意见》、《史与论》等多篇文章，提倡“论从史出”、“史论结合”，强调历史研究必须“从实际出发，从具体的史实出发，不能而且不允许从理论出发，从概念出发。”要求史学研究应当先从史料入手再下结论，不能先下结论，再找证据。具体到农民战争，他认为农民起义从来没有把封建当作一个制度来反对、把地主当作一个阶级来反对、把皇权当作一个主义来反对，不能强调农民战争的落后性、盲目性，也不该夸大它的组织性和自觉性。

就翦伯赞本意来讲，他对事不对人，是在维护史学研究最后一道防线，维护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声誉，维护历史学家的尊严。就客观效果来讲，他对“空头史学”的批判，无疑把毛泽东读史、治史、论史的“硬伤”指给大家看。此时毛泽东因在经济上的“大跃进”失败而威信受损，在他颇为自信的文史领域又遭到翦伯赞的非议，内心不爽可想而知。戚本禹等人立刻撰文对翦伯赞进行围攻，翦失去了话语权。

翦伯赞史学上的纠偏，与刘少奇经济上的纠偏，形成事实上的相互配合。加上翦伯赞到解放区时，首先与刘少奇建立关系，这也使毛泽东将其划线，视其为“史学界的保皇党”，这可能是翦没有想到的。但此时毛泽东还没有完成对刘少奇的战略包抄，他老人家引而不发，于年11月在中南海满面笑容与翦伯赞握手。“文化大革命”来临，翦伯赞被有关方面要求揭发刘少奇，他终于在劫难逃。

翦伯赞死后不孤独，在“文化大革命”中自杀的历史学家还有吴晗、邓拓等。深得毛泽东“空头史学”精华的王力、关锋、戚本禹、张春桥、姚文元，活跃于翦伯赞之后的史学界。

四

毛泽东在中南海的卧室。他酷爱读书，却对别人说“知识越多越反动”，双重标准导致他推出一系列愚民政策，甚至要取消大学教育

新中国成立后在毛泽东倡议下，吴晗等组织一批学者，先后对《资治通鉴》、前四史和整个二十四史进行分段、标点、勘误，又委托谭其骧主持编绘《中国历史地图集》。这些工作有益于古代文化普及，方便了读史者需要。

与此同时，晚年毛泽东以坚强的毅力和极大热情，通读了二十四史，有些地方还留下了重读的痕迹。作为一个历史学家，这是必须要求的；作为一个知识分子，这是让人赞叹的；作为一个普通公民，这是值得敬佩的。但是作为一个百废待兴的大国领导人，在人民的温饱还没有解决、几千万人因饥饿而死亡、全国冤狱遍地的时候，他老人家怎么坐得住？怎么能静下心？他的勤奋读书与他承担的责任相比，多少显得有点不分主次，不务正业。他虽然写过《矛盾论》，这时已搞不清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了。

扩大到整个读书生活，毛泽东的阅读也有很大问题。概括起来，毛泽东读书有三多三少：一是文学、历史、哲学多，经济、法律、社会学少；二是中国古代的多，中外现代尤其是西方经济、民主政治方面的书籍少；三是对于所读书籍只知大概、不求甚解，二三流或不入流著作多，仔细研究、潜心领会的一流著作少。他一生没有到过西方国家，有浓厚的小农意识，对西方现代经济、法律、社会学、民主政治知之甚少，乃至天然排斥。即使现代政经方面的书籍，他也只读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之类的简易读物，绝非好书。学生时代他曾看过一本《世界英杰传》，知道了华盛顿、林肯、卢梭、孟德斯鸠等人的名字，但他并不了解这些人的思想精华，特别是他们的自由、民主、平等思想。新中国成立后正是现代知识的欠缺，又处于至高无上的地位，唯我独尊，小资产阶级的盲目冲动和小农意识的自私狭隘结合在一起，铸成一个又一个大错。所以他不顾费孝通哀求要使中国社会学断子绝孙，他要批判马寅初的人口论，他要反对章伯钧的民主政治，他要带着一本康有为的《大同书》去成立人民公社，他要越过常识去搞“大跃进”、大炼钢铁。他为达到终极目的，屡屡越过人类道德的底线。

毛泽东读书每有心得，喜欢向他的同事或部下推荐书籍。年成都会议期间，他向与会者每人发一部《华阳国志》，要求大家认真读。同年到安徽，突然读到《三国志·吕蒙传》，又推荐给罗瑞卿，要求全国公安干警都要读。年，他看了《后汉书》里的《黄琼传》和《李固传》，指名点姓要求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彭真、陈毅一阅。他送给许世友等人《红楼梦》，要他们了解什么是封建社会……他的读书治国，把他的同事和部下搞得头晕脑胀、云里雾里、手忙脚乱、不知何意，但还得认真应对。他的这些做法，看不出对提高思想水平和做好具体工作有什么好处，同时也有卖弄博学之嫌。

作为一个领导者，读书固然重要，但国家治理的好坏与读书的多少并无直接关系。邓小平读书和写文章肯定不如毛泽东，论其治国，远胜毛泽东。

这就说明：一个国家要发展进步，要繁荣富强，不在于思想和主义，也不在于领导者要读多少书而在于领导者的责任感，在于领导者有一颗仁慈、宽厚之心，善于体察民情，不违常理，善于吸取他人的思想和智慧，从而作出合乎实际的正确决策。

人类从千百年来的历史发展中总结出一个经验：要避免重大决策失误，确保最高领导人不犯糊涂，必须实行民主政治。在专制社会里，中国古代的文景之治、贞观之治以及邓小平改革开放的成功，只能是个案，且不可持续。在民主社会里，能最大限度遏制领导者人性和作风中不好的东西，使他们有危机感，时刻牢记必须在制度框架内办事，永远保持一种热情友好、谦逊朴实、勤于思考、尊重他人、深入实际的精神风貌。如果毛泽东这样的最高领导人要干荒唐事，人民就批评他、揭露他，甚至用选票请他休息，提早换上能干的人。

毛泽东也说过，他是“和尚打伞，无法无天”。他又说，斯大林的做法在英美国家是行不通的，这说明他多少还是意识到民主的制约力量。毛泽东一生有个特点，在自己力量处于劣势时，头脑比较清醒，言行谨慎，作出的决策往往符合实际。也就是说，在民主制度框架内，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完全有可能成为一个好的领导者。反之，毛泽东即使出现大的错误，也可能审时度势，急流勇退，假如专心读史，说不定还可以写出几篇像样的学术文章来，至少不会出现“大跃进”这样足以让人类耻笑一万年的笑话，也不会让“空头历史”观泛滥成灾而留下笑话，更不会出现荒唐、残酷的“文化大革命”。这样于国、于民、于毛泽东这类的领导者个人，都有好处。

果能如此，毛泽东在历史上的地位要高得多。从这个角度来看，毛泽东既是专制政治的建立者、维护者，也是专制政治受害者。他最后20年的所作所为，严重损害了共产党和社会主义的声誉，也严重损毁了自己的英名。

毛泽东读史，于外行他是内行，于内行他是外行，于个人得不偿失，于国家弊多利少。“读史使人明智”——对晚年毛泽东来说，这句话不适用。

五

毛泽东喜欢展示自己的“博览群书”。年，毛特意在书房会见美国总统尼克松时要求只谈哲学问题，他的“博学”给后者留下深刻印象

毛泽东对历史人物多有评论，对秦皇汉武、唐宗宋祖、成吉思汗全不放在眼里。但他也注定是一个被历史品评的人物。千百年后，历史将会如何评价毛泽东呢？

对于重大历史人物，尤其是政治领袖人物的评价标准问题，应当将其放在全球范围内，考察他对本国和世界的贡献：一、其政治理念不仅在当时、而且对后世，不仅对本国、而且对他国具有普遍的适用价值；二、其政权建设对多元文化具有包容性和宽容性，使个人价值尤其是个人创造力可以得到最大限度的提倡和尊重，其政权具有广泛的民意基础；三、个人在政权创立和建设过程中，显出高超的政治眼光，并且在技术操作层面充满智慧；四、与人为善，不以势压人，个人道德和执政风格不仅在当时，而且被后世的人公认为楷模。

毛泽东一生，经历了前期打天下和后期坐天下两个阶段。前期史诗般的革命旅程波澜壮阔，行云流水，充满智慧，令人叹为观止；后期独断专行，一错再错，自我损毁，令人不忍多看。前后反差之大，判若两人——这种现象在历史上极为罕见。

中国革命的成功离不开毛泽东的个人智慧，却也是一批具有民主思想、富于牺牲精神的志士仁人共同促成的，从宏观历史角度来看，后者似乎更为重要。民主革命时期，毛泽东和他领导的中共准确把握和适应了历史，以“自由民主”和“民族独立”两面大旗为号召，吸引和团结了绝大多数知识精英加入中共阵营，从而战胜了蒋介石领导的国民党政府。换句话说，没有日本人的入侵，没有国际政治势力的角逐，没有国民党政府让人失望的独裁统治，没有中共对自由民主的承诺，没有中共以土地为奖品换取农民参军，中共的胜利并非如其宣称的那样是“历史的选择”、“历史的必然”。在整个20世纪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长期宣称十月革命以后建立无产阶级政权是历史的必然，社会主义战胜资本主义也是历史的必然。那么苏共瓦解和苏联崩溃，东欧各国政权的垮台，是历史的必然？还是那些自称最无私、最先进的共产主义者的所作所为，让历史老人发了脾气，做出了另外的选择？

延安时期，毛泽东对来访的黄炎培说，中共已经找到了克服中国历史治乱循环的武器，那就是“民主”。年春，毛泽东和他的战友离开西柏坡时，很严肃地自称为“进京赶考”。考试的结果众所周知——完全不及格。不及格的根本原因，主要在于违背了当初对“民主”“自由”的承诺。

要在毛泽东后期即执政时期，找到令人怀念、称颂的“善政”或“闪光点”，是件非常困难的事。据知情人回忆，陈云在年指出，毛泽东“建国有功，治国无能，文革有罪”。陈云的评价，是站在党的立场上说的。其实，毛泽东岂止“文革有罪”？从大规模镇反开始，到滥用国家权力消灭私有制，到反右、大跃进、大饥荒、再到对外援助输出革命……其间都有犯罪行为。罪有多大？取决于解密档案，公开真相。但就已公开的材料来看，用“史无前例”一词来概括，应当不会有太大偏差。

尽管毛泽东读书甚多，历史对此将不予任何评说。即使像陈云、陆定一那样站在党派利益角度，对毛泽东的历史功过评判，最多也只能是五五开。如果站在人民福祉、国家和民族的角度评价，毛泽东的地位将会更低。如果站在世界人类发展史来看，毛泽东执政时期推出的很多弊政具有反逻辑、反常识、反人道性质，应该予以坚决的否定和清算。只有如此，中国的历史才能进步。

当然也应该看到，在毛泽东的全部错误（或罪行）中，他的同事包括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人也要分担一部分——这也是邓小平本人的看法。邓小平曾经说过，反右和“大跃进”的“错误”，党的高级干部人人有分。往远处说，中国传统专制文化的缺点及其惯性，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理论上的漏洞及偏差，都是产生毛泽东时代悲剧的根源。中国第一批共产主义者，最初激烈反专制，大抵也是向往民主的，但因知识贮备不足和视野狭窄，民主立场并不坚定，很快让党性压倒了人性和常识，迷惘于空洞的主义而不自知。

（编辑：西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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