刻骨铭心的岁月

一九五九年八月，当时正是三年困难时期，国计民生十分艰难。在我国的农村，经历过这一时期的老百姓称之为过苦日子，过粮食关，歉年，官方在一九八零年代以前则多称其为三年自然灾害，后改称为三年困难时期。一九五九年至一九六一年，中国经历了一个“非常困难阶段”。其困难的严重程度，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是空前的，恐怕也是绝后的，这已是不争的事实。然而，关于困难局面的成因，几十年来却经历了一个不相同的表述过程。用农民的说法，称之为“三分天灾、七分人祸”。所谓“三年困难时期”，后来人们回忆那个时期，常以“低指标”、“瓜菜代”或“吃四两”等代称。粮食定量不是全年固定的，时高时低经常浮动。一般农忙或收获季节要高些，夏收秋收时如不让人们吃饱，农民就会在地里烧粮食吃。每到收获季节农民就在地里烧小麦、玉米、大豆、花生、地瓜等等充饥。农闲时定量指标就要减下来。定量高时每人每天七、八两，低时则只有四两多。今天的人也许认为，每天七、八两也差不多吧。是的，像如今的生活水平，鱼肉菜和各种副食充足，也许米面主食再少些也无碍。可当年肚里饿空了，只依靠吃这几两粮食的情况下，实在是差得太多。当时人们盼望长定量的心情，比现在人们盼着涨工资要迫切的多。说谓的“瓜菜代”，实际上在漫长的冬春两季是无有什么瓜菜可代的。即便是晒干后储存下来的菜叶、干野菜也属好吃的一类。很多人把晒干的地瓜秧及多穗高粱秸也碾轧成面烙小饼吃。纯粹就是柴禾，大小是刺，口感和味道实难以下咽，无奈只为充饥。那几年只要能入口的东西都要尝试一下，像甜菜渣、“榆树皮面”、胡萝卜、棉籽饼等算是好的。那些花生壳、甘蔗渣、玉米芯、萝卜叶等柴禾类更是难以下口。有时吃几口咸菜喝碗开水也算一顿饭。因严重缺乏营养，很多人全身浮肿，我的母亲就从脚肿到大腿。很多病就是饿出来的，待到病入膏肓凭医生证明卖给少量营养品时为时以晚。那时定量很少还不准自家开伙做饭，都要吃集体大食堂。有重病号等特殊情况才能凭医生或领导的证明按供应数领出面自己做。在那个年代不挨饿的除了某些干部，就只有大食堂的管理员和炊事员了。人们吃不饱就要想各种办法填饱肚子。都盼着春天快暖，各种野菜长出来，就饿不死人了。什么蒲公英、野荠菜煮蒸吃了，地瓜秧、棉籽饼、玉米核磨面吃了，树皮、树叶、各种野菜也都吃了。因饥不择食吃了有毒的野菜，村里有人甚至全家中毒而亡。经过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拨乱反正，一九八一年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主要由于‘大跃进’和‘反右倾’的错误，加上当时的自然灾害和苏联政府背信弃义地撕毁合同，我国国民经济在一九五九年到一九六一年发生严重困难，国家和人民遭到重大损失。

三年困难时期的求学之路

一九五九年八月，我考入山东省聊城农业学校学习，这个学校的位置是现在的聊城市东昌府区东昌西路24号。然而，在这样困难的情况下，进入聊城农业学校报到时，按照统一要求所有的新生迁移户口和粮油关系，都成为城镇户口，在学校吃集体食堂，口粮月定量三十斤左右。虽然难以填饱肚子，但是当时国家经济处于三年严重困难时期，食品大量短缺，能够如此最大限度保护学生，已实属不易了。每当想起这些，则心中无限感慨。那些情景常萦绕心怀，不仅增强了现在的幸福感，还对今天的好日子倍感珍惜。三年自然灾害已经远去，如今正是新时代，我们的日子犹如芝麻开花节节高，越来越好，“洒满人间都是笑”。生活在如此和谐如意的环境里，我还深深记得三年自然灾害，“不忘过去苦”，把艰苦奋斗，勤俭节约，反对铺张浪费，牢记心上。“一粒饭一粒汗”，“欲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我对孩子们亦是严格要求，教育他们要珍惜现在美好生活，切勿随意糟蹋粮食。在后来的学习生活中进一步了解到，聊城农业学校是一九五四年由山东省农业厅创办的中等专业学校，后来升格为农业专科学校。承担着培养农业农村干部和各类专业技术人才的历史使命。国家对于农业院校比较重视，中专学生的伙食标准是每月十二元，在校期间吃饭、住宿的费用由财政负担。由于学校还有称之为试验田的土地，可以种一些农作物，地瓜、胡萝卜、南瓜等都可充饥，因此伙食状况高于其他学校。上学不花自己的钱，毕业的时候国家还安排工作，聊城不少学校的学生对农校很羡慕。一九五九年九月中旬，父亲专程来学校看望我。询问我学的什么专业，开设什么课程等。我告诉父亲学的农学专业，开设的课程有语文、数学、政治、物理、化学等基础课，还要学习“作物栽培学”、“土壤肥料学”、“病虫害防治学”等专业课。父亲勉励我好好学习，尽量多学一些科学知识。父亲还说：“你毕业以后是国家干部，是一名技术员了。”听了父亲的一番话，我感到十分高兴。当时，学校的专业设置除了农学专业，还有果树蔬菜专业、畜牧兽医专业、水利工程专业。我的高小同学韩子政、候爱兰在水利专业学习，初中同班同学陈新民在果树蔬菜专业学习。后来升格为农业专科学校以后，增设农业机械专业、水产养殖专业等，并且开始招收五年制大专班。学校的领导班子配置较高，中共聊城地委委员、宣传部长郝凤元担任校长兼书记，下设教务处、行政处、党团办公室、总务处等。学校的设施比较齐全，电力供给基本正常。教室、实验室、老师的办公室应有尽有，还有一个阅览室和图书馆。一九六零年秋天，上级部门给学校配置一辆崭新的拖拉机。当时，国家制造农业机械刚刚起步，学校这一辆拖拉机是从匈牙利进口的。整个校园的绿化比较好，教室前培育了很多鲜花，非常漂亮，还有许多鲜花以前从未见过，更不知道名字。以后才知道是教园艺的老师为配合教学而培植的。以后就渐渐知道了这些鲜花的名字，像什么虞美人、三色堇、矢车菊、波斯菊等等。校园的南部还有一座体育场，包括一个足球场和篮球场。还有一个大礼堂，能容纳一千几百人，并且设有舞台，一些全校性的集会都在那里举行。中专学校的课程排得不紧，时常有空堂，有时一上午只上两堂课，余下的两堂课有时就在教室里自习，有时在阅览室里看杂志。我则时常到图书馆躲在一个无人的角落里，一边看着小说一边晒太阳。可能高年级的同学看出了我们这些新同学不大会利用课余时间，就经常找我们谈话，告诉我们如何利用好课余时间。如复习学过的课程，再找一些课外参考书阅读等。一些高年级的同学还是很关心我们的。不同专业一年级的新同学，在第一学年的功课语文、数学、政治、物理、化学等基本上是相同的，我记得还举办过一次数学竞赛。宿舍是按照班级分配，基本是同班同学在一起住，所以入学初期，不同专业之间的同学并没有明确的界限。相处得都很融洽。一年级都是基础课，如化学由山东农学院毕业的蔡丽茹老师讲授。这是教得最好的一位老师，也是我学得较好的一门课。数学由张南珍老师讲授，她讲的课也不错。还有教语文课的王福生老师是曲阜师院中文系毕业的。物理课教师是王德斋老师，教气象学的老师是北京农业大学毕业生，忘记名字了。还有农耕实习等。农耕实习就是让大家初步接触一些农耕知识，如耕地、做畦、种菜、撒种等。实验课都要到学校实验室去，听政治课也要到学校大礼堂，都是全校学生统一听政治时事报告。学校有学生会组织和学校团委，学生会主席是朱喜臣。朱喜臣大哥当过几年兵，还是中共党员，有一定的工作能力。我是学生会的一位宣传干事，在吃午饭、晚饭的时候，全体同学集中到大礼堂就餐。宣传干事则利用这一段时间，通过广播设备读报纸上登载的国内外大事，还报道学校的有关新闻。这就使不大爱看报纸的同学也能知道当天的国内外大事。我担任宣传干事期间，预先要做些准备工作，读哪几段新闻，太长的要先删节下。如果读的时间太长，你也就不能继续吃饭了。由于参与学生会的宣传工作，我感到比较幸运，经常与学校的领导接触。杨雷英副校长，张洪村教务长，陈浩超副教务长，华英民主任，冯章生主任等，都与我比较熟悉。还有学校团委的徐启祥大哥，是提前毕业留校工作的。我们二年级开始学专业课，教专业课的都是些很棒的教师。我记得教土壤肥料、遗传育种、作物栽培、植物病理、果树栽培的老师都是来自山东农学院各系的毕业生。这段时间正值三年困难时期，政治活动频繁，学校经常停课。比如一九五九年十月份，动员全体学生参加修建聊城飞机场劳动，就停课了很长一段时间。学校还组织学生参加力所能及的生产劳动，平时在学校的农田劳动，农忙季节则走出校门帮助农村麦收和秋收。专门学习当前形势，听动员报告，然后再分组讨论，要求每人谈认识谈感想，进行表态。比如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以后，反对右倾机会主义，批判“彭、黄、张、周、周反党集团”。当时一个接一个的政治报告、小组讨论，以及每个人都要谈认识谈感想的发言，使同学们都认清了形势，坚决高举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夺取新的胜利。当时学校的副教务长是陈浩超，我记得每次报告都是他讲，一讲就几个小时。陈教务长的讲话很有煽动性、鼓动性，几个报告听下来，原来无动于衷的人，也都会跃跃欲试、心情激动。学校的活动安排比较丰富多彩，上世纪六十年代文化生活有些单调，学校经常组织同学们利用每周六晚上集体看电影，使大家自得其乐。两年多的学校生活过得有声有色，然而，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

一九六一年一月，在党的八届九中全会上，确立了“以农业为基础，全党大办农业、大办粮食”的指导思想，制定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提出“精简职工人数，减少城镇人口”的措施。其中包括精简下放职工及家属、下放城镇无业人员，停办部分大中专院校，下放部分大专院校、中专中技学校、高中、初中的在校学生，回原籍农村去“支援农业第一线。”为此制定了一系列政策和配套措施。在校学生被下放去农村，就出现在这一“国民经济大调整”的背景之下。一九六二年四月份，学校召开学生大会，进行国内国际形势教育，宣传全党大办农业、支援农业第一线的重要意义，传达上级的具体要求。时常处于饥饿状态的同学们对校领导说到的“口里有粮，喜气洋洋，不饥不饿，心里不慌”引起了强烈的共鸣。会后，参加会议的班级纷纷写出响应党的号召的决心书贴在校园中。决心书中都坚定地表示“坚决响应党的号召，到农村干革命!”“党叫干啥就干啥，党指向哪里就打向哪里！”热血青年群情振奋，共青团员、入团积极分子和班干部带头，到班主任处踊跃报名。那时候，学生物质生活虽然艰苦一些，但是绝大多数人都能以革命英雄模范人物为榜样，思想中充满着崇高的理想和高尚的情怀。当时流行一首歌曲，歌词激昂慷慨，“到农村去，到边疆去，到祖国需要的地方去!”真是一个激情燃烧的岁月。当时，我们即将毕业的同学总认为“下放”的事与我们关系不大，不少同学缺乏足够的思想准备。一九六二年四月底的一天下午，在学校大礼堂召开师生大会。会场前方悬挂大幅横标“热烈欢送学生奔赴农业第一线大会”，两侧走廊柱子上也贴满了标语。会议开始不久，校长就宣读通知，根据中共聊城地委决定，聊城农校停止办学，即日起予以解散。其实，早在几天以前，中共聊城地委书记朱永顺，在地直机关干部大会上已经提前口头宣布了，这叫做“先拆庙后送神”。（这里对于聊城农校是否有必要撤销不评论，到了一九六四年济南农校整体搬迁到聊城，改名为聊城农业学校，仍然设在东昌西路24号。一九九九年聊城农校整体并入聊城大学。）由于种种原因所致，山东省人民政府正式下达文件撤销聊城农业专科学校的时间是一九六二年十月份。不久，我和其他同学拿着户口、粮油关系转移证和肄业证，恋恋不舍地告别了同学、离开了学校。数百名学生突然被迫终止了学业，历史无情地骤然关闭了学习和就业的大门。入学时的美好愿望，学生时期的远大理想付诸东流，十二年的学习成果前功尽弃。这些被下放的同学回乡后，在农村度过了艰苦的时光，大约有三分之二的同学永远留在农村当了农民，这是学校大门关闭之后无奈地选择。（虽然在上世纪八十年代补发中专毕业文凭，证明具备相应学历，但是没有解决工作问题。）只有极个别的同学成为村镇干部；也有的当民办教师转正在教育系统工作的。上世纪七十年代末，由于各部门急需人才匮乏，各级政府通过考试招收社会闲散科技人员，少量的一些同学赶上这次机会，被录用为国家干部。比如韩子政同学成为高唐县水利局工作人员。还有少数几位同学,早在一九六一年就参军入伍，转业后成了各行各业的领导干部。几年前一位当年被下放的同学前见到我还打趣地说，“幸亏当年学校解散后去当兵，躲过了地方的十年“文革”。你比我多上几年学，可是我比你多十年工龄。”细想极是，我是在恢复高考后年逾而立才去上学。其实岂止是工龄相差十几年的事，其间酸甜苦辣一言难尽。两人相觑大笑，真乃塞翁失马焉知非福也！

六十年前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中，许多大事逐渐地淹没在岁月的长河里。历史不应该忘记六十年前为国分忧的下放学生群体。他们同一九五一年投笔从戎参加抗美援朝的青年学子一样，急国家所急，想国家所想，到祖国需要的地方去。如果不是“下放”，他们也可能在其他行业为国家作出重要贡献，留下一条别样的人生轨迹。他们深明大义，不计个人得失，正值读书年华的时候，被迫中断学业、告别学校，义无反顾地为国家“加强农业第一线”的大局作出的牺牲和奉献。光阴冉冉一晃甲子，物是人非，当年血气方刚、风华正茂的同学，如今这一批人都已步入耄耋之年，成了年逾古稀、满脸沧桑的老人。，回首往事，无不感慨万千。他（她）们在国家需要时挺身而出为国分忧，理应在新中国的创业史上留下光辉的一页。

珍贵的高中毕业证书

聊城农业学校奉命停办，发到我手中的是一张肄业证书。辛辛苦苦学习了十二年的时间，换来的结果是功败垂成。好像一个晴天霹雳，使得我遭受到沉重地打击。对于这样出乎意料的结果，父亲是很不甘心的，父亲曾经说过“庄稼是一季的事，上学是一辈子的事。”。一九六二年七月初，山东省平原一中招收高中三年级插班生二十名。平原一中是具有悠久历史的中学。它的原址在清朝乾隆年间平原解元张予定等几个乡绅创办的景颜书院。民国十五年（一九二六年）内设初级中学，一九三一年三月，国民党山东省政府教育厅征求平原县政府同意后，决定在平原县设立一所简易乡村师范学校（第五乡师）。经过实地考察，县政府商定把乡师设在城东南县立中学位置，而县立中学则迁移到西门内路北，老城隍庙的院内，就是现在平原一中的位置。我征得父亲的同意的情况下，报名参加插班生入学考试。经过几门课程的考试，由于大多数人的成绩不理想，结果只录取两人插班学习，我就是其中的一个，是十分侥幸和幸运的。平原一中的大门是一个用青砖垒成的穹顶旋门，是由原来城隍庙的庙门改造而成的，大门坐北朝南，大门洞左边是传达室。大门两侧是一排用青砖修成的平房，是教职工的单身宿舍，从院内向外看实际上是一排南房。房前是一条用碎砖修成的甬道，进了校门直着向前走上一个大台阶，是当时的“女生院”，是全校的女生宿舍，男生是不允许进入的。顺着甬道向西走到房山头再向北拐，第一眼就看到了一座雄伟的建筑，房顶上是一片排列整齐的琉璃黄瓦，这就是原来城隍庙的大殿。黄琉璃瓦的房顶在夕阳的照射下更加金碧辉煌。房顶的脊背是一溜青砖雕塑，大殿两侧的房山檐上也安放了一些飞禽走兽的装饰。大殿的正面是一个带有高台阶的厦子，正门两侧的房子下面是四根粗大的红色立柱，门两侧的窗户是用木头雕刻的方格木棱。这个原来城隍庙里最高大的宝殿。改建成学校后已成为学校校长和党支部的办公室，依然是学校的政治中心，在人们心目中也是最引人注目的地方。老师们把这个地方叫“大殿”。当时，平原一中的校长是刘晓声，教导处是王主任，总务处是吕主任。从“大殿”向西看，映入我们眼帘的是整齐美观而布局合理的校舍，以及成排而耸立的白杨树。再放眼望去就是难以看得过来的偌大的校园。校园里实验室、图书室、音乐室、体育器械室、卫生室等各种设施完善，里面设备更是齐全。就是那少见的偌大操场里就有篮球场四处，排球场两处，也有踢足球的地方。单杠、双杠、高低杠及吊杆、吊绳、吊环等诸如此类的设备多多。这些都令人感叹不已，欣喜不止。平原一中是个完全中学，下设初中部和高中部。建校时间为一九二六年，一九五六年开始设立高中部，招收第一届高中一年级学生，周边各个县的学生在这里读书的很多。

我插入的一九六零年入学的高中年级，只有两个教学班，我被编为高三级二班，依照顺序应该是第五届。同学们作业本的班级一栏，填写的是（五）班。教室是砖瓦结构的简易房子，乍一进教室，就有一种重视文化课学习的感觉。黑板上面的墙上主席像两边稍下，有“求知进取”与“奋发向上”八个醒目的仿宋体大字。左边墙上有马克思“在科学上没有平坦的大道……”的著名论断，右边墙上有毛主席德智体全面发展的教育方针。后面的墙报上写着高尔基的名言：“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平原一中不但学习氛围浓厚，主观能动性也很强。在这个具有浓郁文化底蕴和学习氛围的校园，度过了一年充实而快乐的学习生活。教师大部分是本科学历，学识渊博又有丰富的教学经验。在具体教学中能因材施教，把所教知识讲得恰到好处，使学生听得明白，学得扎实，记得牢固。也能因人制宜，既能使学习成绩较差的学生随上大溜，又能使成绩较好的同学，锦上添花，出类拔萃。老师们德才兼备、勤恳善教、和蔼可亲，不仅使我们的学业大有长进，还时常给我们以关爱激励，“润物细无声”似的滋润着我们的心田。他们的师爱就像灿烂而温暖的阳光，洒满了我们的学习历程。学校有这样优越的学习环境与如此德才兼备的教师，我们能无动于衷吗？我们自然是铆着劲儿地学习、上进。班主任是毛昶庭老师，同时担任政治课教学。语文课教师是詹春江老师，代数课教师是金梓华老师，平面三角课是王翰琰老师，化学课由郭树芳老师担任。王哲兴老师担任物理和立体几何两门课程。王老师一位个头不高、身材笔挺、面堂红润，大约四十岁左右的中年教师，穿着一身染成黑色的旧军装，迈着掷地有声、富有节奏的步伐走过校园。王老师知识渊博，百问不厌，诲人不倦，是我最崇拜的老师之一，得到学生们的共同爱戴。上世纪八十年代末，我曾经专门去平原县城看望王老师，当时韩红秋(我的同班同学)担任平原一中校长。一九九一年下半年，在《大众日报》上刊登过一篇悼念王哲兴老师的文章。这篇文章写得生动感人，表达出广大同学的心声。王哲兴老师，曾用名王振骧，一九二〇年十一月出生于高唐县姜店镇尚官屯村一书香门第。父亲王茂轩，是当地的一知名教师。王哲兴从小就受到家庭和父亲的熏陶，加之天资聪颖，品学兼优，一九三四年考取位于惠民县的山东省立四中。一九三七年十月，当时只有十八岁的王哲兴老师，日本侵华国难当头中华民族危如累卵的时刻，他毅然放弃学业，投笔从戎，考取黄埔军校第十四期，入第一总队。按照黄埔军校通讯录的记载，王哲兴老师当时的曾用名是王振骧，十八岁，高唐县城内民主街78号。众所周知，黄埔军校诞生于一九二四年六月十六日，是中国近代史上最著名的军事学校，培养了许多在抗日战争时期和国共内战时期的著名将领。经过一年的“速成”，王哲兴老师和他们的第一总队人，于一九三八年十一月毕业于抗战时期临时设在重庆市铜梁的黄埔军校，进入胡宗南麾下的炮兵部队服役，奔赴抗日前线。一九三九年七月，在铜梁集体加入国民党，后历任上尉连长、少校参谋、中校营长等。在一九四九年十二月成都战役中，王哲兴老师所部在成都起义，同时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一九五〇年夏，王哲兴老师在重庆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南军大二总校学习，登报声明与国民党脱离关系。一九五一年，他来到距老家高唐县五十余公里的平原县任教，直到一九九一年八月三十日病故。新中国成立之初，百废待兴，教育人才奇缺，加上父亲的言传身教，身份转换后的王哲兴老师对教育事业十分投入，每天都充满激情。他先后在平原县车站街小学、仇庄小学和仇庄完小任教。一九五二年七月，他被调到平原一中担任数学和物理教员，听到消息后的当地干部群众十分惋惜，他们自发到县里的教育科挽留，要求将王哲兴老师继续留在当地任教。当时平原一中刚刚建立，教师紧缺，王哲兴老师在新的岗位上，主动承担更多的工作量，他在教书育人的讲台上，找到了全新的人生感觉。他说：“我从国民党的中校军官到光荣的人民教师，体现了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英明。看到伟大祖国扬威世界，个人青春在新中国的艳阳下闪光，第一次发现了一个真正的自我，感受到做人的尊严。”他经常用“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这句诗来勉励自己，并以此抒发自己对教育事业的赤胆忠心。一九五六年，平原一中增设了高中班，鉴于教师人手紧缺的状况，学校安排他担任高中数学、物理课兼班主任，从那以后，王哲兴老师身上的担子更重了。然而他不以为苦，反而不断探索教学新路，并且因人而异，有教无类。一九五九年到一九六六年他所教的数学、物理两科成绩突出，有的学生考取北大、清华、复旦等国内一流大学。然而就在他满怀激情投入新中国的教育事业时，“极左”路线导致的不正常现象，像一把利剑一样悬在他的头上，又像是一把绳索勒得他几乎窒息。尽管他从起义那天起就把自己交给了人民，接受人民的教育、改造和考验，还是没有躲过各种各样的“人祸”。一九五八年的“整风反右”运动中，他被扣上“反革命分子、潜伏的国民党特务”的帽子，被判处管制五年，剥夺政治权利，交学校监督执行。他的妻子也以“反革命”家属的身份被赶回原籍不到一年就忧郁而死，身边抛下七个孩子，最小的还在襁褓之中。虽然遭受不公正待遇，虽然内心充满忧愤，但他相信，乌云遮不住太阳，历史长河奔流不息，不会因为几个怪石挡路而迷失前进的方向。虽然被不公正对待，好在还没有被驱离讲台，这是他内心欣慰的地方。妻子去世后，当时，他身边带着两个孩子，白天挑粪（挖厕所，为当时所谓监督改造的常用方式）上课，就把孩子反锁在家里，晚上到教室里做辅导，就把孩子放在教室门口。回到宿舍，批改完作业，还得给孩子缝洗衣服。当时的王哲兴老师，真是父亲、母亲、教师三个担子一肩挑，头上还顶着“大锅盖”。尽管他所教的班级连年保持了较高的升学率，他不但没有受到宽大处理，反而构成新的“罪状”，又被当作“白专道路”的典型受到批判，直到一九六三年管制期满仍没能解除这一枷锁。更大的风暴和灾难接踵而至。一九六六年“十年浩劫”开始了，王哲兴老师又被当作“黑帮”批斗。一九六九年十月，年近半百的他又被以“反革命分子”的罪名赶回老家接受“再教育”。面对乡亲们怪异的目光，尽管环境艰难、生活窘迫，王哲兴老师经过一番内心的折磨和挣扎后，终于鼓起勇气，坦然面对这一切。村里修校舍，他主动出工，乡亲们建房屋，他主动帮忙，老乡们有红白喜事，他积极参与。他还隐姓埋名为附近的学校代课。劳动之余，他也没有忘记曾经的课堂，时常把以前的教案拿出来，精心整理修改，梦想有一天乌云散去，重新登上讲台。通情达理的乡亲们从王哲兴老师的为人处世中，消除了怪异的眼光，用博大的胸怀接纳了回归的游子。十年浩劫终于过去。一九七八年七月，王哲兴老师重返讲台。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在平反冤假错案的过程中，一九七九年四月经平原县人民法院复审，改判王哲兴老师无罪。此时，王哲兴老师已经年满六十岁，手捧这迟来的复审判决书，回想自己来平原将近三十年的遭遇，他老泪纵横。好在苍天有眼，让他等到了拨乱反正的这一天！“屈辱算什么，跟那些死在抗日战场上的战友相比，我还是幸运的。耿耿于怀不是我的性格。只有加倍努力方能追回逝去的年华。”他谢绝了组织上批准退休的决定，主动要求担任两个高中班的物理课和一个高中班的班主任。一九七九年，他所教的物理课，高考时有一人的成绩在九十分以上，居全区之冠。他任班主任的高二.二毕业班，考取大学的有十六人，居全校之首。为了将多年来探索出的宝贵经验传于后人，传于同行，他还撰写了几十万字的教学论文，大部分出版。还多次应邀到外地进行公开课教学和经验介绍，被选为德州地区物理教学研究会理事、副会长。恢复高考后，王哲兴老师的学生、平原县首个留美博士王清梅在信中说：“我之所以不忘祖国，学成后报效国家，王老师的教诲起了重要作用。”在新疆某市法院任院长的张正亭回家探亲看望王哲兴老师时说：“我向老师学到了公正无私，从善如流，嫉恶如仇。”由于王哲兴班主任工作成绩突出，一九八〇年荣获德州地区“优秀班主任”光荣称号。一九八二年至一九八八年分别被评为省、地、县优秀教师，一九八六年被评为地、县教学能手。从一九八一年到病逝前，连续当选平原县第二、三、四、五届政协常委和三、四、五届政协文史组组长。一九九〇年当选平原县第十届人大代表。他感谢党和人民的信任，认真履职，积极参政议政，提出了有价值的建议和提案十三条，深得各界的尊重和信任。一九八八年冬天，他的血压升到高达/hg以上，并且伴有严重的心脏病。头晕，心绞痛，咳血不止，他硬是坚持着。一九八九年七月，组织上给他办理了退休手续，为的是让他好好休息，安度晚年。可是他退而不休，继续担任毕业班的物理课，还在写论文，还准备写一篇回忆录—《平原执教四十年》。一九九〇年十二月十八日，在实在不能支撑的情况下，医院。住院期间，还写下了五千多字的教改建议。一九九一年五月二日，医院医治，诊断结果是癌症晚期。即便如此，他对前往探视他的各级领导、学校老师和学生表示，病愈后还要重返讲台。生命弥留之际，应他的再三请求，平原一中派救护车于八月二十九日18时将他接回平原县城，次日7时55分不幸离开人世，八月三十一日火化。那天一大早，平原县党政机关、各行各业、群众团体、社会各界的干部、工人、同事、亲朋及学生，来向这位德高望重的老教师的遗体告别。曾与王哲兴老师一起执教多年的刘东骏的挽联写道：风雨几多秋，讲席曾与共，教书育人，鞠躬尽瘁，哀悼典范永垂；桃李尽芬芳，师表竟遽失，呕心沥血，教诲难忘，缅怀德音长存。王哲兴老师教我虽然只有短短一年的时间，但是我感到跟着王老师学到了许多的科学知识，丰富了我的心灵，增添了我的智慧，播种了人生的希望。“相逢一见太匆匆，校内繁花几度红。厚谊常存魂梦里，深恩永志我心中。”我实在是不知道如何用华丽的词句描写师生之情，就用这首《七绝·师恩难忘》来表达我对于王哲兴老师深深的怀念。

在上世纪的六十年代，许多青年教师，都是满腔热情地为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心甘情愿地到基层去，到艰苦的地方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来到平原一中的女教师中有一位叫王翰琰的青年教师，她家居上海市，大学毕业后只身一人来到了平原一中，迎接她的除了艰苦的自然条件和生活条件不说，单就生活方式的改变对她也是十分严峻的考验。从上海这样的大都市来到鲁西北的小县城，王翰琰老师生活的困惑可想而知。在学校里，背地里大家都叫她“阿拉小姐”，她爱清洁，爱打扮被说成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夏天没有地方洗澡，冬天没有暖气，饮食习惯也很不适应，没有大米吃，没有南方的各种青菜。王老师克服了这些重重的困难，坚守在平原一中的教学岗位上。她讲授的高三的数学成绩在全校名列全茅，还经常地为高二、高一的一些数学老师代课，深受学生们的爱戴。从全国各地被分配到平原一中的女教师们为了她们热爱的祖国，为了她们热爱的教育事业，做出了许多重大的个人牺牲，包括个人的婚姻家庭，个人住房和工资收入等等。她们是可尊可敬的老师。抚今追昔，虽已过了半个世纪，我仍然要为这些尊敬的教师点赞！

在平原一中求学的日子里，户口仍然在农村，在学校的口粮要从家里带到学校来。当时的原粮主要是地瓜干和少量的玉米等，先交到学校，然后换成饭票，再从大食堂里买饭吃。如果自己带的干粮，就每顿饭前交到伙房，蒸一蒸，然后自己去领回来。由于自然灾害，正是国家经济困难时期，平原一中的大伙房便成了学生们最注意的地方，只要下课铃声一响，学生们便一窝蜂似地往伙房里跑。大多数农村来的同学和我一样，都是自己带干粮，用一块小手巾包好自己的干粮，由班里的生活委员和值日生收起来，送到大伙房的蒸笼上蒸一蒸，到开饭时，自己到伙房的大蒸笼里去找自己的干粮。大伙房给每个班免费供应一铁桶开水，就是蒸笼下边的开水，老百姓叫“溜锅水”。这桶水提到每个教室里，学生们每人一碗或一茶缸。那时大伙房供应的菜品就是应时的大锅菜汤。一年到头不是白菜汤就是茄子汤，每份五分钱。但大多数同学仍然吃不起，就买上一点咸盐放在抽屉里，吃饭时用小勺弄一点放在温凉的溜锅水里，再用勺搅一搅再食用，就当是吃菜了。由于常年见不到油水，大多数同学的眼睛近视。国家为了学生们的身体健康，每月由国家供应每个学生四两植物油。由于多数学生不订大伙房的菜，学校就想出了一个办法，由伙房把食物油炸成熟油，按人头分到学生手里，因此我们的抽屉里又多了一样东西，一人一个小油瓶，从此，吃饭时的咸盐水里就飘起了几朵油花。大伙房也有生活改善的时候，每年的春秋季运动会，或者是学校组织的大型校外活动，可以享受学校的优惠。我记得每逢开运动会的时候，每个学生用粗粮票换一斤面票，可以在大伙房打三条卷子。那时平原一中大伙房没有什么馒头机，全是工人师傅人工发面做馒头，因为一个个的人工揉馒头根本做不过来，所以就把发面搓成长条，用一根木板条做一个大尺子，把这个木头尺子在长条面上一按，用刀把两个卷子切成一条，这是平原一中大伙房最出名的“卷子”，所以在一中买馒头没有论个的，都说买几条。所以我们都盼着开运动会，大家都可以尝到馒头的味道了。

每天下午的课外活动，学校操场里更是龙腾虎跃，别开生面。篮球场上、排球场上、跑道上处处生龙活虎，呈现出一片热火朝天的景象。篮球场那边高喊：“好球，又平了！”“扣球扣得漂亮！”排球场这边又齐声喝彩。“加油！加油！”跑道旁呐喊助威，跑道上奔跑如飞。就是单双杠这个体育项目，学校体育老师做的动作甚至是学校运动员们做的动作，也让我们大开眼界，甚至惊得我们目瞪口呆。我喜欢打排球，充当二传手的角色。只是因为视力不佳，正式比赛时上场的机会不多。

这样几经周折，我总算完成了高中阶段的学习，获得普通高级中学毕业证书。六〇级二班是我的班级，虽然我并不优秀，但是幸运的我与一批优秀人物同窗。二〇〇七年九月份，六〇级两个班级同学聚会，见到沈飞集团的一把手张姓同学，（原籍是山东省陵县，忘记名字了），他是北京航空学院毕业，是六〇级一班的同学。我的同班同学滕化迎，曾任东营市副市长，因事没有参加聚会。由于我的差距是在聊城农业学校没有学习外语（当时山东省学习的是俄语，没有其他语种），只好从认识字母开始学。俄语的基础薄弱，虽然做出了努力，但积重难返、收效甚微。没有一个完整的高中学习阶段，同时俄语的成绩太差，直接影响到一九六三年七月的高考成绩，直接造成高考失利。痛定思痛，正是这一历史教训，召唤我去追逐在那有播种却无收获的季节里，所失落的青春梦想。时间过去虽然半个多世纪了，但是回忆起青年时代的高中学生生活，仍像一股醇厚的乳汁在我的心里流淌着！这是刻骨铭心的岁月！这是永远难忘的岁月！

作者：徐炳炎

二〇二一年六月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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