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欢孟繁华小说的化城与琢光的心性上
小说的化城与琢光的心性
——计文君的小说
文/张?欢?孟繁华
苏珊·桑塔格作过一个比喻，说伟大的作家要么是丈夫，要么是情人。“如今，小说的家庭里充斥着发疯的情人、得意的强奸犯和被阉割的儿子——但罕有丈夫。”我们很容易沿着这个比喻去对照自己的作家名单，然后打量着“丈夫”和“情人”分布的不均衡。如果将视角转向中国“70后”作家，则不免会关联起盛行于年代末的热词“美女作家”.“身体写作”，那种张扬“发疯的情人”的登场方式，更接近于一场事件。作为同代人，计文君的登场时间、登场方式、写作方式、写作风格都不属于那支队伍，并且形成反差的是，她更像带有女性气质的那个“罕有的丈夫”，清醒、斯文、敏锐、细腻、对现实保持充分的开放姿态。
分享荒谬
计文君小说的人物大多是有前史的，这为他们在故事主体层面的言行拓展出一个关于成长记忆与性格逻辑的背景维度。他们往往以主动的、有勇有谋的方式投入现实，并在这个过程中衍生着焦灼、孤单、分裂和逃离，很难分辨隐在这姿态背后的，是理想还是欲望，或者说，这种暧昧的结合本身就是现代社会的复杂表情和内在动力：基于欲望的理想或被理想化了的欲望。无论《无家别》中的史彦、《你我》中的周志伟，还是《开片》里的殷彤、《化城》中的酱紫，他们都用力将各自的人生镶嵌在自己认为的最光明处，却总是无法严丝合缝。他们也试图自我重塑或明珠另投，最终却只能带着无处不在的裂缝与这种不稳定同在。计文君的小说中常常或隐或显地贯穿这样的人物和故事，这似乎是对这一母题的再开发，而经过了历史语境的大变迁，历史困惑和当代话语又有了更多复杂的交错和偏离，任何母题都有缺口，亟待新的叙事来重新激活。新的人物是进城后的高加林、美女版的于连，但他们的困境不再是高加林、于连的困境，或者说，他们困境的起点正是高加林、于连为之奋斗的目标，而他们的终点是没有终点，如此才惶惶不安。
在想象的终点上，《无家别》做了一个“逃离北上广”的实验，其间近于存在主义式的荒诞基调，以及主人公那种被取消了重量的悲愤，是“逃离”的结果和代价。所谓“打回原形”仅仅是弥漫在那些缝隙里的恐惧，或幻想中的依凭，到头来才发现，并不存在一个可以稳定安放自己的“原形”结构。故事并非是由奢侈的哲学命题引发的意义探索，而是基于世俗社会的秩序结构和价值结构所展开的具体的精神困境。值得注意的是其中存在的一个张力结构：虽然史彦是一个边缘化的失败者形象，但文本的整体叙事逻辑则是精英式的，所谓的荒谬感是主人公史彦的感受，并且，其他几个主要人物也或是参与（王启）或是见证（季青）地分享了这种荒谬感，而一直沉浸在“违纪事件”里的其他几个人物则完全没有意识到，或者说，他们只是负责发挥推动这个“荒谬”的功能，因此从头到尾都沉浸在他们以为的“事件”中，坚持不懈地“处理”。那么，如果我们设想这些“事件人物”也获得了一重与史彦他们同样的观看方式，也就是被成功启蒙了，那么这一荒谬处境也即自行瓦解。从这一角度看，史彦的突围失败其实意味着一场“文明的冲突”，而无论前面的无奈返乡，还是对后来不断陷入荒谬的渲染，其实都凸显着主人公对某一种“文明”的指认和选择。小说的结局是史彦辞职离开了钧州学院，也便意味着后者将继续维持自己的那套“文明”，于是，小说中所贯穿的这一“荒谬”结构也就得到了完整保存，否则，接下去的就将是“五四”和年代的思想主题，而现在，我们已经来到了缺乏共识和主题的“小时代”，因而故事也找到了自己在当代的分叉路径。
计文君《化城》，刊载于《人民文学》年第10期
对于没有终点的困境，史彦的返乡实验也可以看作是计文君安排的一次戏剧化的行为艺术，然而生活往往是缺乏戏剧性的日复一日，就像《你我》中那对礼貌的夫妻。小说开头几笔就点染了这对夫妻的关系状态：
电视信号突然断了，一片冷漠沉闷的蓝漆刷在荧屏上，支瑾抓起遥控器关掉了电视，无意间一抬头，正撞上周志伟的目光，夫妻俩笑了笑，突然降临房间的安静，成了他们需要解决的问题。一对陷入和平困境的夫妻。究竟是沟通困境导致他们的关系困境，还是关系困境导致了沟通困境？不久我们就发现，这是他们彼此默认的共处方式：沟通困境就是他们的沟通，关系困境就是他们的关系。而这有效保障了他们最大程度地彼此保留，也保障了这不是一篇简单的出轨小说。
周志伟的困境不同于史彦的困境。史彦是以逃离中心、返归原籍的方式确认了原点的坍塌和幻灭，而对荒谬感的演绎与强化，在一定意义上也是他保持自我优越感的心理依据。但是在周志伟这里却是，他在中心城市基本站稳了脚，拥有相对稳定的工作、家庭、情人和不错的前途，然而他让他的“初恋故事”寓言般笼罩自己的生活，不厌其烦地讲给妻子、情人、办公室的暧昧对象。小说采用第三人称全知叙事，但叙事者明显倾向于作为妻子的女主人公支瑾，于是就有支瑾分别与自己的闺蜜、情人讨论和揣度周志伟讲这个故事的意图，最后得出的结论是“进城后的高加林”的自卑情结。当然，小说并无意探讨城乡二元结构的社会学问题，那个结论也是功能性的——继续维持了支瑾这位家境优渥的城市女性的优越感。文本的叙事角度基本沿着这一方向展开，以至在人物设置上也带上了某些符号化特征：支瑾的情人是风流倜傥的大学教授崔嵬，周志伟的情人则是老家出来的打工妹柳洁。虽然这样一条价值逻辑未免直露，然而不得不承认，这确实映照了当下中国主流价值观的真实图景。但作为一个开放性文本，叙事者的叙事语调又是犹疑的、逃避的、有余地的，参照史彦的自我认同，我们看到周志伟的危机则是自我认同的不确定性，对于城市生活的一切他并没有表现过排斥或不适，而且从各方态度上看，他对各种角色的融合度也颇高，但是，那个与“周锅村老龙潭”捆绑在一起的“初恋故事”却是作为周志伟与故乡之间的线索和密码，始终发挥着质疑功能。当一个少年通过多年奋斗终于跻身于自由繁华的都市，分享现代性文明的各种辉煌和便利，难道他不该全面拥抱这一切，同时认同带来这一切的逻辑、规则、潜规则么？周志伟也的确按照这些建构起现在的自己以及自己的生活方式，但同时他仍不断重复那个“初恋故事”，这是否也意味着他要保留那份质疑，承受这种分裂？如果说周志伟的困境是相当一批通过奋斗打拼进入中心城市的中产困境，那么，对这种困境的支瑾式理解模式，则是当代社会价值结构的病征。当阶层流动获得合法性，阶层内部的鄙视链也悄然形成，当代中国正在经受这两条线索运行的结果，于是，每个人物的前史就与他们的现在与未来密切相关。
其实，史彦、周志伟是已经高度城市化、现代化了的中年高加林，小说在他们身上衍生的更多是现代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孤立和隔膜，是来自“不可承受之轻”的生活的侵扰和吞噬。而“不可承受之重”要在一无所有的生命身上才更容易激发骁勇与邪恶。《化城》是围绕当下倍受北京什么医院专治白癜风北京治疗白癜风的最好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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